中国哲学发展进入到又一个关键时期。社会的深刻变革，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广泛涉列，为我国哲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条件。这是一个需要并且能够诞生哲学大家的时代。但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哲学发展还只是打破了旧局面，徘徊在材料的再开掘和再积累阶段，并陷入分割状态。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弊端并没有完全克服，哲学西化形态仍处于霸权地位，民族哲学的精华没有切实弘扬，也没有出现类似于毛泽东和新儒家那样的哲学名著和哲学家。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远离劳工阶级，不能为中国劳工阶级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精神指南，对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也没有提出独到深刻和比较全面的见解。哲学发展总体上缺乏原创性，呈现为表层繁荣。
中国哲学发展不能大步前进，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哲学观问题上，在哲学发展的时代化、民族化、世界化（“三化”）问题上，受到新经学传统等束缚和片面西化的影响，没有去勇敢和深入地耕耘。要推动我国哲学大发展，首先，必须在哲学观的理论和实践上获得突破。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异和存在。在此问题上，新儒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经过几代哲学家的努力，通过广泛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已大大地深化了，并在理论上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范式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就是以理性和逻辑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是认知主义哲学和理论性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以直觉和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是（政伦）价值主义哲学和实践性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知追求和价值追求，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性方面.因而，中国哲学范式必将永存。当然，价值追求又是以认知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又必须吸取西方哲学长处，修补完善中国哲学范式。其次，在哲学（包括整个人文学科）发展的“三化”（又称“三性”）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树立坚定正确的态度。那就是：哲学是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发展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是通过哲学发展的民族性而实现的，没有一般地世界哲学；另一方面，哲学发展的民族性又必须体现哲学发展的时代性和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性哲学，但其发展中又不可能存在一般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它只是不同民族马克思主义哲学个性中的共性体现。中国哲学发展的西化（和苏联化）形态的存在虽有合理性，即有利于我国在特定时期尽快吸取他人的积极成果，但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改造和重建中国哲学发展的民族形态。因此，中国当前形成的所谓中哲、马哲、西哲三足鼎立的局面是不正常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哲学传统为基础，吸取西方哲学长处，走改造和衔接传统哲学的路子，创造出适应时代化和世界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相信，充分光大我们民族哲学价值，并尽可能达到规范通约，随着国力的强大，它最终会走向世界。我也坚信，哲学的价值，主要在于自己，而不取决于他人。
中国哲学发展，需要敢于突破和勇于创新。《传统哲学转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下面简称《新体系》），正是笔者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努力探索和创新的结果。它尽可能吸取哲学界发展的积极成果，又有自己的独创性。
《新体系》由本末论、常变论、境界论三大篇和绪论构成。绪论包括：哲学一般和中国哲学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思想和西方哲学传播。上篇本末论包括：天道自然，人道有为，世道的多样和统一等第一至三共三章。可名之为科学完整的唯物论。中篇常变论包括：世道的联系和发展，自然界的发展，社会客体发展，社会主体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认识论，价值论，人类意识及其工具的发展等第四至十一共八章。可名之为广义的辩证法。下篇境界论包括：生存境遇，主体主观改造，客体客观改造，生命境界等第十二至十五共四章。可名之为辩证唯物主义改造论.全书依据认识世界—先对象的存在后对象的发展，到改造世界的理路建构。在叙述体例上，将按照前人论说（主要是中国哲学史料）→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结论）→必要证明的顺序组织语言文字。可见，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结构体系。《新体系》首先将继承和融会我国古代哲学（包括近现代哲学）的优良传统。从大处看，主要体现在：（1）上篇本末论仍采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立论架构，并突出心性理论（后面有进一步说明）。（2）中篇、世道的联系和发展一章，内容安排上，充分吸收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有的单列标题作为正式结论。（3）中篇、价值论独立为一章。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丰富的价值论思想，如传统哲学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思想，就是价值思维表达的独特思想。它们经过适当改造，可以再次得到光大发扬。特别地是，《新体系》还总结创立了“价值观生成两阶段论”：体验阶段和觉悟阶段。（4）下篇境界论四章，将突出地体现传统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后面有进一步说明）。（5）《新体系》将尽可能继承和改造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思想和意象性范畴等话语系统。
《新体系》最基本的创建是重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框架。它集中地体现在上篇中。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改革开放前是采取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物质本体论，改革开放后至今流行实践本体论，有的甚至否定物质本体论。对于实践本体论，已有学者给予否定。对于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物质本体论，主流则是基本否定。其实，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物质本体论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它的缺陷在于：没有正确区分两类物—自然物和人类物，并正视人类物的特点，也没有看到实践的关键意义。在此问题上，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人是有意识的能动物，人的本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能通过实践改造世界，所以人类历史不是自然而然和完全物化；另一方面，人是从大自然而来的，无论人的能耐有多大，作为生物永远只能在大自然及其生态环境中生存生活，他们最终突破不了大自然的局限。因此，只要肯定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就必然得出人类历史演化总势的客观物质性；或者说，只有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出发，才能说明人类历史演化总势的客观物质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永远只能是物质（自然物及其生成的人类物）本体论。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①由此，《新体系》的本体论共设三章。即第一章、天道自然，包括：一、天道之物，二、天道动静，三、天道时空，四、天道自然共四节。第二章、人道有为，包括：一、人的生生，二、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和意识，三、人的存在形式：社会共同体和个体，四、人的存在需要，五、人的性命和价值共五节。第三章、世道的多样和统一，包括：一、世道是多种多样的，二、世道统一于物质，三、世道演化是有规律的共三节。
《新体系》的本体论建构，符合由分到总的逻辑思维和人们的认识习惯，确保了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特别地是，它把人道方面的一些奠基性问题（如社会共同体和个体，人的需要、性命和价值问题）提升到本体论部分，这是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没有的（但符合中国哲学传统）。只有在这里，才能连贯地说明人诞生的客观性，实践的客观性，意识的特点，社会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界域及其客观性，社会共同体与个体的关系，人的需要的客观性，并进而说明人的性命和价值的一般规定性。在这里，也能够说清它们各自最一般的规定性（特别是其社会性、实践性、能动性）。总之，只有对天道和人道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之后，才能说明世道的统一等问题。可见，《新体系》的本体论才是一个科学完整的本体论。
《新体系》最突出的创建是重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体系。我国现行哲学教本的唯物史观体系，来源于苏联教科书模式，也没有真正突破苏联教科书模式。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唯物史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也存在严重缺陷。其最大弊端就是：离开主体需要和主体意识，偏重物化，把人类史当成自然史，脱离实际。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唯物史观没有较好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思想，这已为学界公认。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恩格斯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③《新体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结合其论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的文字表述(把社会生活分为四块)，结合当今社会发展趋势，以实践模式（主客体关系）为架构，重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体系。《新体系》的唯物史观内容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中篇第六章、社会客体发展，包括：一、地理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三、社会服务和科学文化，四、全球化共四节。第七章、社会主体发展，包括：一、人口和民族，二、阶级、阶层和政党，三、主体需要和主体意识，四、主体作用，五、主体国际关系共五节。第八章、人类社会发展，包括：一、社会构成、社会矛盾和社会形态，二、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时势演变和人的活动，三、社会改革和革命、群众运动和人类解放，四、社会进步的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共四节。
《新体系》中唯物史观的新创见主要有：（1）重新概括和解释社会基本矛盾。它认为，生产方式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其客体方面的表现（或者说从客体方面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主体方面的表现（或者说从主体方面讲）就是阶级（需要）之间的矛盾，阶层（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简单事实”，又能准确地认识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的概括。这样，再加上社会内外部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了社会矛盾运动的复杂机理。（2）创立了“社会二重性理论”。它包括两点：社会形态二重性，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是社会类形态（由生产力发展直接决定）和社会质形态（由生产关系发展直接决定）的有机统一。社会发展过程二重性，也就是说，任何社会历史发展都是社会类形态发展（如经济联系形式和人的解放“三形态”⑤发展）和社会质形态发展（主流为“五形态”发展）二重过程的有机统一。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质形态必然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人直接依赖于人为特征的社会类形态相统一；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质形态必然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和人直接依赖于物为特征的社会类形态相统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必然与产品经济和个人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类形态相统一。这体现和提升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的思想。（3）明确定位和重新解释群众运动。它认为，群众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广大人民（劳工阶级）求解放和幸福的基本途径之一。群众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并不是“文革”意义上的“大民主”。如阶级斗争形式和阶层斗争形式，或对抗性形式和非对抗性形式，或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形式。判定群众运动是否合理的根本标准就是社会进步的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因为社会主义离资本主义等旧社会较近，没有群众运动，仅靠上层推动难以实现人民彻底解放，一些社会弊端也难以根治。群众运动和国家社会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4）坚持社会进步的全面评价标准（学界已涉足）。即坚持社会进步的客体对象尺度和主体价值尺度的统一。客体方面，坚持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各业发展和社会根本制度完善进步并重的原则；主体方面，坚持人民物质需要发展和人民全面解放幸福并重原则，坚持不同阶层（包括中下劳工阶层）解放幸福并重的原则。总之，《新体系》的唯物史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为劳工阶级求解放幸福，为解疑答难（如古代史发展解释上的困惑，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全球化本质何在，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再则，它在继承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内部—社会外部（全球化）思维方式的同时，贯通与开新了主客体关系，社会二重性等新思维方式，从而真正实现了历史观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
《新体系》最特别的创建是首次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添加和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改造论（或称境界论），并具体明确了中国劳工阶级的当代使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可见，改造世界中的根本问题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为此，《新体系》继承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建构了境界论一篇。它由四章构成，即第十二章、生存境遇，包括：一、当今世道，二、中国劳工阶级的生存境遇，三、中国劳工阶级的当代使命共三节。第十三章、主体主观改造，包括：一、主体社会化，二、修身，三、熟阶（造就成熟的阶级或阶层队伍），四、壮党共四节。第十四章、客体客观改造，包括：一、齐家，二、组业（组织单位经营与服务业），三、治国，四、平天下共四节。第十五章、生命境界，包括：一、生命境界的区别，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君子、圣人共三节。增加境界论，也以中国方式体现了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如西方的管理哲学、生活式哲学等发展趋势，适应了劳工阶级建国后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从哲学高度总结我国现实经验。
《新体系》中境界论部分的新创见主要有：（1）从国家治理目标和自身解放幸福等主客体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劳工阶级在新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当代使命。（2）根据社会二重本性，全面认识社会主义，肯定了以经济振兴为基础的社会类形态发展的工业后工业（信息化、消费化）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明及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必经过程，提出了社会主义质形态发展艰难探索的两个关键环节：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此论已为共识），劳工阶级（特别是中下劳工阶层及其政党）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并根据马克思“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⑦等思想，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两大特征：公有制的民主劳动的按劳分配的产权收益回归的市场经济；劳工阶级（特别是中下劳工阶层及其政党）为主体的垄断管理阶层逐步解散的民主社会。（3）指出了劳工阶级的解放幸福是全面的解放幸福，是通过民主经济、民主政治等民主化和群众运动相统一的路径而实现的。这些新思想的提出，为我国社会主客体改造和生命境界提升，树立了新的目标，也具有国际意义。
总之，《新体系》创新性突出，体现着哲学发展的时代化、民族化、世界化。它的创新，既不是无根无据的，又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