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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南农业教育论文

一、开办岭南农科大学

岭南农科大学于1921年成立,于美国纽约董事局之外,另由华人组成董事会筹措经费,管理校务。岭南农大设校长兼场长1人,推定钟荣光为首任校长。校长只有授予毕业证书的权力,而无权授予学位。依宪章条例规定,本科毕业生学位仍由岭南大学监督授予。岭南农大本科4年制,农业专修科为1年,蚕桑专修科为半年。讲授学科分为农林教育门、农林工程门、农艺化学门、垦殖门、畜牧门、森林门、兽医门、乳业、昆虫学、蚕桑学、园艺门、家政门、水产门等,开设的学科完全属于农学者有16科,其中田艺科为6、农产制造科为l、畜牧科为5、园艺科为4。其他必修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国文、英文、宗教等,则与文理科大学合办。计划增开的课程有高级农产制造学、植物分类学、地质学、农业教育学、纤维用作物学、乳脂牛油制造专论、乳业微菌学、植物繁殖法、肉畜学、园艺见习、乳业考据、心理学等。1922年农科大学陆续聘请张焯望、傅保光、邵尧年、考活等12位教授来校任教。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农事月刊》和《岭南农刊》(英文)等刊物,以便于学术交流。农科大学的建立意味着岭大办学目的的世俗化和中国化,更意味着广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关注。

二、扩建农学院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后,由华人成立新的校董会,是为学校最高机关。钟荣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任华人校长。新的校董会接收农科大学董事会的产业与工作,将农科大学归入岭南大学办理,改为农学院。为了使农学院进一步造福百姓,钟荣光从经费筹备、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改革等几个方面着手,将岭南大学农学院建成可与燕京大学、东南大学鼎峙的三大私立农院之一。

1.“掘地三尺”广筹经费

经费是学校之命脉,办学之根本。在钟荣光看来,将岭大收归华人自办不仅仅是“收回教育权”那么简单,关键要能“承担教育的责任”,负担起办学的经费。岭大收回自办之后,原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简称“美基会”),主要资助在校任职的西方教职员。除此之外的一切费用,都由新成立的校董会负责。为负担起华人自办的庞大开支,钟荣光仿效外国办学模式,竭力争取海内外各方捐款。岭南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之一。如前文所述,钟荣光办理岭南农科大学时,得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支持,特由省库拨款三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每年十万元的补助经常费。这算得上是岭南大学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第一笔经费。1927年岭大收回自办后,经费全靠国人自己筹措,政府拨款更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自1927年起,广东省政府每年补助岭大十万元,平均每月八千多元。资助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国内团体主要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和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中华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办机构,领导成员由十五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美方五人。中方成员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如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蔡元培等。通过钟荣光联系,自1927年起,中华基金会补助岭大植物病理研究和农事推广等各种事业,为期三年,每年补助一万五千元。后经钟荣光致信诚请,并亲自和该会董事孙哲生、胡适、蔡元培联系,得该会继续补助三年。后中基会又陆续补助岭大昆虫研究、柑橘类研究、蚕病研究及蚕业推广。除了岭大自身学术方面成果突出外,钟荣光和中华基金会各董事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为岭大农学研究顺利获得该会长年补助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管理英国退还庚款特设的机关,1931年4月成立。为争取这笔经费,钟荣光分别于1931年、1934年、1936年致函蒋介石,并进京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6年,岭南大学获得该会补助建筑费与设备费6万元,用于农学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钟荣光还争取到了岭大校友、工商业人士、海外华侨、海外基金会、外国教会、外国友好人士等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农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2.网罗优秀人才

如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钟荣光深知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的依靠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知名度的决定性因素。他担任校长期间,注重科研,通过制定《专门研究章程》和划拨出版经费等,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工资待遇,解决住房、医疗、探亲路费等问题,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吸收本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早在1924年访美时,钟荣光就曾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校友:“岭南同学足迹遍于全球,在原则上最低限度应有一部分人才返回母校服务。”在钟荣光担任校长期间,不仅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留选,还大力号召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岭大校友回国任教。以1932年为例,农学院有华籍教员16人,其中岭南校友至少11人,包括冯锐、古桂芬、杜树才、朱济沧、黄泽普、何雄涛、黄永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鼓励学术交流,“送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使岭大的师资构成焕然一新。1935年,经钟荣光联系,岭南大学开始和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第一位交换教授为菲律宾大学农学士、美国约翰哈全斯大学(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闵逸民(Dr.R.B.Espino)。闵逸民教授是植物生理学专家,对热带植物生理及营养之研究富有经验。他既是东亚农学界泰斗,又是菲大台柱,他的到来对岭南大学的植物病理研究有很大帮助。钟荣光的知人善任为农学院汇集了大量的农科专才,他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部分教授如廖崇真、张焯堃、冯锐、古桂芬、刘荣基等更先后兼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或副局长,为广东省农林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于岭南大学的师资建设,著名的德莱大学校长白朗在1933年曾说:“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之下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我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学校,对它的领导人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它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都非常能干”④,对钟荣光和他建设的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充足的经费和优良的教师团队为岭南大学农学院服务社会、造福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钟荣光领导下,农学院采取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务求达到振兴农业和农业教育、培养高等农业人才、惠及农民的目的。农学院的管理机构上分设教务、研究、推广、经营4部及农艺、园艺、畜牧、蚕丝、植物病理5个学系,本科学制4年,实行学分制。教务部负责教学工作,研究部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改进,而经营部和推广部则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技术与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推广与应用。其中蚕丝系在1927~1932年间升格为学院,专门进行蚕桑的品种改良与推广。1928年开设的植物病理系,主要从事华南植物病理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物病理研究的机构。⑤在钟荣光实用教育思想的引导下,农学院的课程不断完善,到1932年,增设了中国主要农作物、广东主要作物、农业工程、乳品制造、乳业经营、热带畜牧事业调查、蔬果储藏制造法、养蚕制种学等实用课程,学科体系趋于完备。截至1937年,农学院共设有畜牧学、农艺学、园艺学和植物病理学四科54门专业课程。农学院各个系部结合广东的自然条件和实地需求,进行农学研究与技术革新。农艺系从檀香山、菲律宾、爪哇等国引进上百种优良甘蔗品种进行试验,最后选育出耐旱蔗种“南大红”、“南大青”等予以推广。1936年,广东省甘蔗总产量跃261万吨,创抗战前最高纪录⑥。园艺系注重柑橘类果树与荔枝龙眼的研究,种植檀香山木瓜、暹罗蕉、中外柑橘、荔枝、龙眼、梅、李、桃、胡桃、山榄及其他亚热带果树300多种。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李沛文受聘岭大,他以潮汕柑橘试验场为基地,带领学生展开柑橘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试验。木瓜本为广东新会等地特产,但在20世纪初品种已退化,农学院高鲁甫教授率先在岭大引种夏威夷木瓜,经多年试验,于1920年转育成最受欢迎的“岭南木瓜”,味道香甜,颇受市场欢迎。农学院还刊印了小册子《木瓜》,广为宣传,令远近乡民争相栽植。20世纪30年代,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又从秘鲁引进木瓜良种,进一步提高“岭南木瓜”的品质和研究水平。今天广东水果种类繁多,农学院师生功不可没。畜牧系在乳业制造、微菌学方面有相当完善的设备,设有制造场专制奶油、雪糕、乳酪、糖果等,在广州供不应求。此举不仅使教师、学生进行各种试验,也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植物病理学系着重调查中国南部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植物病害的状况,如柑橘类、稻作等,查明病菌生活史,提出防治方法。如前文所述,该系1927~1932年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研究农事、推广各种事业。1928年,农学院得洛氏基金资助增设实验室,先后由留法学者韩旅尘、徐治博士主持。1933年前后,该系进行了水稻菌核病、甘蔗黑穗病和柑橘黄龙病3大病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蚕丝系早在1917年就开始招收学生,是广东省第一所培训蚕桑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18年应邀加入广东省丝业研究所,后来得美国丝业联合会(TheUnitedStates`SilkAssociation,又译为“丝商公会”、“丝绸协会”等)捐建蚕丝学院一所。1921年岭南农大成立后,原有的蚕桑科归并办理,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蚕桑科办理蚕种有成绩,于1923年夏,特拨款港币5000元供作研究费,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调查,摸清情况与问题。廖省长根据研究所得《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一书做出发展蚕丝业的决策。同年11月,广东省政府为改良发展蚕丝业,与岭南农大签订10年合约,委托农大设立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归省实业厅(后改称建设厅)管辖,委任蚕桑科主任考活为局长。局址设在岭南农大内,由省政府拨给经常费每年15万元。其目的在于一面试验研究,一面指导蚕农,以图改良广东蚕丝生产,挽中国之利权,拯农民之困苦。1927年,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蚕丝系一度扩建为蚕丝学院,全院教职员带领学生,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积极开展各项试验研究,改良、推广蚕种蚕丝,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岭大在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蚕丝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从养蚕到制丝,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习生丝制造的每个步骤,并派学生到大良、容奇、桂洲等处参观丝厂,增长见识。著名的大华丝厂,为岭大毕业生所办,因受蚕丝改良局指导,采用蚕丝系的新法制丝,所以所产蚕丝质量远胜其他蚕厂。蚕丝系在改良蚕种的同时,注重推广工作。1925年在顺德县伦教、龙山、勒流,中山县小榄,粤北乐昌县城设有蚕业推广站。此后,又相继建立了5个推广站和5个制种场,派员常驻,推销改良无毒蚕种,指导蚕农应用新法;协助蚕农改建蚕室;调查蚕农经济状况及推广新法制丝,取得了成绩。要进行专业的农业研究与技术革新,就离不开实地操作。早在创办农科大学期间,钟荣光就计划包括在海南等地办四个农场,既可以进行农业研究,推广农业科学,也可以筹集办学资金,还可以就地在农场附近设立学校,普及农业教育。岭大校内原有一小型农事试验场,供学生实习之用,为便于农业教育与实践,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获批,购得康乐村附近山地一千多亩作为农场。除种植桑树饲养桑蚕外,分区用作蔬菜、树苗、果树、稻作、乳业及畜牧试验。经钟荣光努力,农学院在潮安县领得土地2万多亩,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柑橘品种的改良和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工作。经钟荣光多次函请中山县长,又在中山县那州领得荒地六万亩,设立“中山农事试验分场”,为开办示范性现代化农场提供了条件。分场在古桂芬的主持下大力开发,初期借用克得必拉索引机公司等美国数家名厂的新式大型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及施肥机、排水机等,以当代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水利与交通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畜牧、造林、旱地农作物等综合实验研究。至1931年,已种有路稻、芭蕉、菠萝、木荳、红荳、玉蜀黍、番薯及其他荳科作物,并派农科生到该分场实习。这三个大规模农场意义深远,可谓“开发广东广大荒山丘陵之张本”,对华南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钟荣光对华南农业近代化的贡献

在钟荣光的领导与管理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为华南社会乃至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推广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设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及造就农业事业指导者和研究者的培养目标,也为我们今天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留下有益启示。

1.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早在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部就有了首届毕业生郭琳爽,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农学学士学位。虽然从人数上不算多,但大都学有所成。毕业后,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回到学校,培养农业人才,也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如1922年毕业生古桂芬在岭南大学获得农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农科硕士学位之后,古桂芬回到其先父义侠的古氏农庄(又称发隆公司农场),与其兄长共同经营农庄业务。1927年,钟荣光特召古桂芬回校工作。古桂芬在岭大农学院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农学院讲师、农艺系主任、农艺系副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副局长等。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培养了不少农业人才。可以说,古桂芬是岭南大学农学院教育成果的杰出代表。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除了四年制本科教育,农学院还办有农科高中、农民学校、农业服务社等,培养多层次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1929年,为配合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岭南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农学院教师负责农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灌溉与排水、买卖合作社、农民实用簿记法、农村展览会、土壤及其管理、肥料及其用法、农业范围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2.推动了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农村社会改良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改革,都结合华南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培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如谷种“改良东莞白”,产量高的可比一般品种增产20%~30%.为便于稻作推广,岭大一方面增加原有稻作试验场的面积,另一方面与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合作,将良种分发给农民试种,收成很好,被农林局作为推广品种。钟荣光注重农学院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而这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使命的驱动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以农业调查为己任,注重推广工作,力求使农民受益,曾先后进行: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的情况,以便推广工作的开展;广东农业机林业调查,举行数次,曾以租佃及借贷等制度为中心问题;与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合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调查;冯锐教授曾率领师生到河南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下30多页的调查报告。农学院院长高鲁甫教授、徐治博士会同建设厅改良试验区主任廖崇真赴罗岗洞施行果树接枝新法及稻作改良运动,手续简单,时间缩短,村民极为赞同。

3.践行了服务精神

1927年,钟荣光在学校交代礼演词中讲道,岭南大学的办学目的是“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就中国领导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这里钟荣光说的基督精神,主要指服务精神。他曾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⑦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岭大的学生和团体都很看重社会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组织了乡村服务协进会,联合校内各个团体,为附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服务。该协进会连续数年在旧凤凰村努力工作,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丰富日常生活,成绩颇为可观。以1929至1930年的工作为例:第一,教育。在旧凤凰村,设立凤岭日夜学校,籍以帮助村中失学者得有机会求学,来就学者仍接踵而至。该校课程注重应用科目,并曾举行两次千字课毕业,已毕业者约二十人。设立阅书报室于村内,以便乡人及学生阅读。第二,经济改善。干事林世廉……曾帮助该村建筑一伟大池塘,在春夏天贮蓄泉水,以备秋冬天水涸时,免受水荒之虞。并指导该村多种植果木,而本大学农科学院廉价出售,或酌量赠送各种树秧。数年后,树木长大,该村之收入,必大为增加也。第三,卫生。村民多不注重卫生,拟举行卫生演讲,灌输卫生常识。并曾施种洋痘,蒙嘉惠霖陈元觉医生帮助甚多。第四,娱乐。曾帮助凤岭学校及该村村人安置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央公园播音台之音乐及演讲。又帮助该村建筑球场及指导举行各种游戏。⑧在钟荣光的精心培养下,岭南大学逐渐形成了汇合基督教的服务(Service)和友爱(Brotherhood)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Freedom)精神和平等(E-quality)精神、革命的爱国(Patriotism)精神及健身强国的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四种优良传统的“岭南精神”。这种精神深受岭大同学和校友的认同。1939年1月4日,岭大校友简又文在岭南大学周会称:“几年前,我替上海岭南分校撰了一首歌,名曰《岭南牛》。歌云:他们叫岭南人做岭南牛———粗黑、大隻、不靓;我听了,微微笑,不否认。让人们似狮虎般凶猛,似猪好命,妖孽似狐精。服务人群却以牛胜———服务人群以牛胜。做工,耕田,全身贡献,功劳谁与竞?修天爵,作祭品,允享大光荣。这正是岭南赤子的精神!为人群谋幸福,何惜乎身负重轭供牺牲:好岭南,大岭南。为中国,育英才,举世仰声明!红灰之子,齐努力,建功立业,毋忝而所生!⑨歌词体现了以身践行服务精神的岭南学子的风貌。

4.注重国内外交流

一流的教育,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钟荣光深谙此道,所以他在建设农学院时,不仅积极引进外国人才,自身也注重考查外国农业技术。1925年,钟荣光到秘鲁筹款,由岭大毕业生、在当地经营古氏农庄的古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了利马郊区农业和古氏农庄,参观了古印加帝国时遗留下的传统农业地带与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他依据自己对广东农业的了解,得出“秘鲁农业条件和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的结论。并对古桂芬说,“既然古生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汇集起来,抒其优者创办农场,经过这样探索寻求的实践,将会有助于日后回祖国从事农业建设。”钟荣光别出心裁地提出的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展现了他对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视野。各类学术刊物也是农学院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时,为方便发表农学研究著作,于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LingnanAgriculturalReview),每年出版二期。《岭南农事半年刊》初成立时,稿件有限,多为岭大农学院和文理学校的教员所作。从第三卷起,稿件渐有来自中国各部,第四卷以后,稿件大增,除纯粹关于农学著作外,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增多。1928年,该刊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ScienceJournal)。随着岭南大学日益发展壮大,《岭南科学杂志》名气也越来越大,外来投稿者日益增多。自创刊至1935年的第二期,论著已发表者共有484篇,为17国、239位作家所著。《岭南科学杂志》“属国内历史最长久的英文版刊物之一”,发行面对世界所有国家,有售卖也有交换。除国内著名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等刊物,有41个国家索取全套,75个国家450个机构寄来1000多种科学杂志用来交换。这些杂志为推动生物研究、农业研究、医科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岭南农科大学和岭大农学院先后出版了《农事月刊》、《农社年刊》、《岭南农学季刊》、《岭南农刊》等刊物,都为提高和推广农业技术、增长农民知识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一直以来,钟荣光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救国事业,首要教育”⑩。他曾比喻建国如建屋,基础坚固后才能完成上面的结构,教育乃是基础。他说:“鄙人深信自今以后,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所以他自1899年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席到1938年宣布退休的39年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正实践了他自挽联中所说“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而死”。也正是在钟荣光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农学院关注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有牺牲精神、动手能力的多层次人才,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村社会改良,对华南社会乃至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刘宝真 单位:铁道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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