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的必要性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约有2.6亿的农民工与4.6亿的市民在城市中长期工作并生活，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成为当下值得关注与研究的课题。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融合是农民工与市民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需要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以及自身的转变,还需要城市的接纳。以合肥市为例，从总体上看,合肥市民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互动并不理想，虽然持排斥态度者居少,但也没有在根本上接纳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与市民在心理融合方面不容乐观。
（二）研究的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课题组于2014年7月至8月对安徽省合肥市四个城区农民工及市民的问卷调查以及于2014年9月至12月对农民工和市民二者的深度访谈。该调查分为“合肥进城务工人员生活交往情况的调查”以及“市民与进城务工人员交往情况的调查”两部分。问卷调查中，市民问卷共发放90份，收回有效问卷80份，有效率为88.89%。农民工共发放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6份，有效回收率91.25%。深度访谈是采取电话或者当面的形式访谈了20名农民工以及市民，以深化问卷调查结果。
二、市民与农民工传播互动现状
（一）市民角度
样本特点可以总结为：男女比例差别不大，年龄为21-40岁之间，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较高教育水平，生活时间大多在10年以上。1、交往行为层面大多数的受访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农民工有人际交往行为产生，因此笔者设置了与日常交往行为有关的“打招呼”、“聊天，拉家常”、“串门做客”、“经济困难时借钱、捐物”、“解决婚姻恋爱问题”五个指标，采用五级量表进行正向计分，选项设置采用的是里科特式5点量表测量法(Likert—typeScale),进行正项记分。3分为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市民与农民工交往越频繁且深入。分析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是市民与农民工的交往行为的密切程度总体一般偏下（总平均得分为2.58）。上述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工与市民交往密切程度偏低，不频繁且层次不深。2、态度评价层面在态度评价层面同样设计了五个指标，分别是“您是否觉得农民工对于合肥市建设贡献很大”、“对于合肥市的农民工，您认为他们可以真正融入这个城市，成为合肥市新市民吗”、“如果让您与农民工进行更深的交流，您的态度是”、“您是否认为农民工抢了合肥市民的工作”、“您是否认为农民工使城市环境变差，变脏，变乱了”，也采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进行计分分析。将每个指标下的五个回答“强烈反对”、“不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同意”、“坚决同意”按照顺序进行赋值，根据回答内容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依次给予5分至1分或1分至5分，结果显示合肥市民对与农民工的态度评价和心理融合总体一般偏高（总平均分为3.86）。分析结果说明，合肥市民基本接受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在市民看来，农民工在城市的身份已经确认，并且偏见与排斥的情绪并不明显。3、心理融合层面在深度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访者均表示自己与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并不多，更多的是工作中的往来。这说明二者在人际交往中交叉融合的部分较少，更多的还是一种业缘关系下的人际交往行为。而从心理融合层面来看，大部分市民对于农民工进城务工都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并没有全盘的肯定与接纳农民工，他们认为农民工想要融入城市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的素质修养还是需要改进的。他们的素养这一块做得不到位。文化差距比较大。”陈守云如是说。而李响认为农民工第一要摆脱在农村的习惯，第二就是跟人交流多一点，融入城市中的风气。这说明市民并没有真正地接纳农民工融入城市，虽然对农民工的评价都比较积极，但是在心理上存在距离感。
（二）农民工角度
样本特点可以总结为:男女比例差别不大，年龄为21-40岁之间，偏年轻化，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属于中等教育水平，生活时间在2-10年之间为多数。1、交往行为层面从人际交往方面来看，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来往最多的人包括亲戚和一同来找工作的老乡，两者共占43.9%，另外一类就是进城后认识的民工朋友(占21.9%)，这三者成为农民工在城市来往最多的人。并且农民工对认识的市民不是很熟悉或者素不来往的占了67.1%，农民工在与城市居民交往的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地缘关系，而较少情感上的交流。2、态度评价层面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市民的负面的评价占60.3%。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总体来说不高。另外调查表明农民工想留在城里的占41.1%，不想留在城里，挣到钱后回家的占58.9%。现今国家政策上并没有给农民工一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定义，因此，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识存在很大的模糊性和困惑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农民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是相当困难的。3、心理融合层面在深度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被访者均表示自己与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并不多，与市民的看法相同，即更多的是工作中的往来。结合问卷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农民工与市民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相当的隔阂，没有人际交往的动力。因此造成二者人际传播互动停滞。而从心理融合层面来说，虽然有58.9%的人表示不留在城市，但是还是有近半数的受访农民工表示愿意留在合肥。因此总体来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归属感不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人际传播在市民和农民工之间互动不频繁且不深入。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以及排斥心态并不突出，相反，农民工对市民抱有一定的偏见心理。但是从心理融合层面来看，虽然市民已经接受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但是并不意味着认为二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研究资料表明农民工的归属感不强，对自己的身份无法确认。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以及融入程度不高，市民与农民工二者之间隔阂还很明显。
三、市民与农民工的传播互动分析
（一）自我传播——“边缘人”的认知
和“外来者”的形象任何一种社会传播都必然具有双向互动性，而自我传播同样具有互动性。美国社会家库利的“镜中我”概念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其他人关于自己看法的反映。当前农民工对自己在城市的形象，来源于和市民接触过程中市民的反映，而我国城市农民工“边缘人”的自我认同就是在他们与市民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①农民工的自我传播产生的“外来者”的自我认同对于融入城市造成阻碍。
（二）人际传播——交往动机和交往
1、人际交往动机缺乏社会交换论的创始人乔治•霍曼斯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基本上是一种交换过程，这种交换包括情感、报酬、资源、公正性等等。③部分农民工在城市有种“过客”情怀，认为付出的代价并不会带来相同或更好的回报，所以他们对于与市民的人际关系的价值并不看重，忽视与市民的交往。2、人际传播基础匮乏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经验范围的相同或相似，乃是人际传播的先决条件，更是良好的信息交流的前提。④二者间的人际交往对于农民工的“自我”的形成尤其重要，因为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市民产生交往行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二者的语言、态度以及行为都是一种符号，而这些符号则代表着二者相互的态度，形成对彼此的认知。
（三）群体传播——内部传播活跃，存在内群体偏见
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⑤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⑥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偏见易在农民工群体中产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目标都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并且他们都具有工作、生活在城市但是户籍不在城市的共同点。农民工认为市民对于自己抱有一定的歧视心理，排斥农民工。农民工群体内部传播活动越是活跃，内群体偏见越深，会导致农民工的交往活动更加封闭，与市民的社会距离更加疏远，对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增加新的阻力。
四、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首先农民工可以与市民散居在一起，这样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市民相接触了解。其次要改变彼此刻板印象，消除二者对彼此的偏见与歧视。市民要真正的接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增强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农民工也应该积极主动转变对市民的一些偏见与看法，扩大在城市的交往范围。最后，大众传媒本身有时也存在着刻板印象，即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会增加社会的犯罪率等，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大众传媒需要打破刻板印象，真实的报道事实，用真实的数据减少市民对农民工的误解。同时，利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将舆论往帮助农民工、理解农民工的方向引导。农民工与市民合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农民工市民化步。
作者：刘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