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糅阶段：革命文学与法国象征主义
1929年1月，刘呐鸥等人开办了“水沫书店”，戴望舒任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水沫书店出版了鲁迅指导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这套丛书是翻译苏联文艺理论的丛书。1929年9月，戴望舒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在本刊上戴望舒发表了他的翻译作品《耶麦诗抄》《保尔•福尔诗抄》，他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也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同时，戴望舒对革命文学的关注一直在持续，他的《流水》和《我的小母亲》在此间发表。这三年的时间里，戴望舒从事的编辑活动很丰富，编辑出产的作品也逐渐成熟，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也由本人编辑成册、由水沫书店出版。这一段时期，戴望舒接受了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艺的熏染，处于革命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交互杂糅的状态中，一方面，“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新文艺》月刊也转变了。”①戴望舒作为《新文艺》主编，显然是受到了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在无意中接受了普罗文学的洗礼，表现出对革命文学的礼赞，此间创作的《流水》一诗表现出诗人加入左联后的喜悦心情，这是他前期诗歌中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在翻译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中，戴望舒接受了西方象征主义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与戴望舒个人性情的契合，使得他在象征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雨巷》是承袭了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朦胧美和音节的讲究，对法国象征派的接受还处于“形似”阶段，《我底记忆》则通过日常生活意象的组合达到象征派诗歌的“神韵”，革命文学和法国象征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让戴望舒在矛盾中挣扎，最终他选择了“第三种人”的立场，即做政治上的同路人，文艺上的自由主义，虽然他在尝试创作普罗文学，但结果却是朝着自己的象征主义诗歌艺术发展了。因此，戴望舒的主要成就还在于他的象征主义诗歌，他的带有民族特性的象征诗歌为中国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二、独立阶段：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
1932年5月，以施蛰存为主编，杜衡、戴望舒为编辑的《现代》杂志创刊了。《现代》杂志以其海纳百川的编辑方针使得多元化的文学流派共存，并促使“现代派”诗歌群的形成和发展。戴望舒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此期间出版。从某一个意义上说，是《现代》杂志成就了戴望舒。戴望舒开始写诗时，并未引起反响。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因为没有地方发表，所以才由戴望舒所在的水沫书店出版，“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现代》创办后，施蛰存为了推出戴望舒的诗歌，在《现代》上连续刊出戴望舒的新诗15首，戴望舒的诗歌才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被无数青年诗人模仿。1935年10月，戴望舒筹办《现代诗风》，但《现代诗风》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随后，他联合“北方诗派”推出了《新诗》月刊，1936年10月《新诗》杂志创刊，《新诗》杂志融合了南北诗派，在创刊号上刊登了北方诗人卞之琳、林庚等人和南方诗人金克木、徐迟等14位诗人的诗作，整个诗坛再现《现代》杂志时的蓬勃气象。可以说，《新诗》杂志是《现代》的延伸，促使现代诗派有更瞩目的发展，是中国现代诗坛上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从这段时期戴望舒的编辑活动来看，戴望舒在自己的刊物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编辑品格，并将自己的诗歌创作思想带进编辑活动中。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编辑活动已经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他在这段时期参与编辑的《现代》和创刊的《新诗》不再是同人杂志，而是融合了南北文化和各路诗派的大熔炉，在中国现代诗坛形成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这是戴望舒的良好修养和精神品德所赋予的，中国古代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戴望舒以他包容的胸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这种良性的互动已经不是《我底记忆》的强行推出或是《望舒草》的包装广告推出，而是一种和谐的促进。他的文学杂志成为其诗学理念的宣传阵地，而他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使得他的编辑事业风生水起，他的诗歌创作的也进入丰收期，此间出版的《望舒草》为他赢得现代派诗歌领袖的赞誉。《新诗》创刊的宗旨是：“不是某一诗派的杂志或某一新诗运动的代言机关……所以不论以怎样形式写，凡是有独创性的好诗，本刊是乐于刊登的。”《新诗》以“独特性”为评价标准，显示了戴望舒诗歌思想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的党派或是主义。此阶段，他关于“纯诗”和“国防诗歌”的论争更显示了他对诗歌独立性的重视，他在《谈国防诗歌》中指出：“平心静气地说来，诗中是可能有阶级、反帝、国防或民族意识的情绪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包含这种意识情绪的诗是诗，是被需要的……一首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②戴望舒在对“纯诗”的理论阐释中也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不树纲领，不嫌恶政治派别，单纯以艺术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作品，既是戴望舒独立人品的体现，也是戴望舒此阶段诗歌创作思想的显现。
三、和谐阶段：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1939年还在对外宣传刊物《中国作家》任编辑；1940年，戴望舒与叶灵凤、冯亦代等人创办了《耕耘》杂志，主要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这段时期，戴望舒的诗人身份和编辑身份都是为“抗日战士”这一身份服务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戴望舒变成了一位坚强的战士，无论是被传讯，还是身陷囹圄，他都表现出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为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这段时期，戴望舒的爱国热情升华为一种历史使命感，诗歌创作思想也趋向革命化，此时的诗歌担当了抗日工具的角色，但是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因此固化，他讲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将个人心境的抒写融入到宏大的历史抒写中，诗集《灾难的岁月》摆脱了前期的创作小格局，将个人和历史相融合，境界大开。特定的历史语境推动了政治和艺术的和谐，戴望舒在抗战后的创作思想上基本认同了革命，在政治思想和艺术理念上趋于一致，因此，在创作思想的和谐时期，戴望舒创作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极高的诗歌作品。《我用残存的手掌》被称之为“抗战诗中不朽的名篇”。纵观戴望舒的创作道路，他的创作思想一直都在围绕政治和艺术的关系而演化，他对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作为一名追求艺术自由的知识分子，戴望舒对政治的觉察和感悟是迟钝的，这种迟钝时常让他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他既想游离于政治之外，又撇不开政治的存在，这种交织的复杂矛盾让他经历了从逃避现实到回归现实，从矛盾到统一的过程，从而走向艺术的巅峰。这个转变的过程都记录在了他的编辑活动和诗歌创作中，无论是诗人身份还是编辑身份，都是戴望舒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的使命，他在45年的短暂生命中，为中国留下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既要重视其诗歌的成就，也要看到他的编辑活动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贡献的财富。
作者：李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