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当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转型期，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思想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终极信仰的缺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生存方式与思考方式的转变，信仰政治化带来的终极价值追求的迷失，多元文化交流引起的冲突与困惑，特殊的思维方式，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信仰价值体系的怀疑。基于信仰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对终极信仰、政治信仰的塑造，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
关键词：信仰；信仰真空；思想政治教育
一、信仰及信仰“真空”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张、主义或宗教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在这种极度信服和尊崇中，寄托着人的精神和终极关怀。“信仰真空”，则指代的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状态，即人们对既有信仰价值体系及其精神基础的怀疑、动摇乃至抛弃，但同时却没有形成新的信仰的一种空虚的精神状态。正如高兆明对道德信仰危机的描述，信仰危机本身也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
二、中国产生信仰“真空”的原因解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终极信仰的缺失。李约瑟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达：“如果我们想到其他不同民族的观念(如印度、伊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我们便会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根本没有什么‘彼世’——这正是它为什么常常使人觉得奇异之所在。”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相当中肯的入门看法”，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中，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简而言之，西方文化从泰勒斯“大地浮在水上”第一个哲学命题为发端，开始了有关于世界本源的本体论的探讨，从而使终极关怀成为了西方文化链的第一个环节，使西方思想孕育出一种极其可贵的超越风范和理想热忱，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其政治哲学发育之初即获得了一种“彼岸意识”——人间至尊贵皆退入此岸全景，化为第二或第三性的派生之物，降尊纡贵，任学者从彼岸关照，评论指点。
而中国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提出的问题却相当于普罗泰格拉，那极其重要的孕育终极关怀的一百年，被他直接跳过了。孔子论学，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进入经验世界，直接讨论君臣之道，人伦关系。《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问之：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以及“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寥寥数语，放弃了对鬼神问题的讨论，推开了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可见，中国文化中终极信仰的缺失，是中国当代信仰真空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寻求解决途径时应首先考虑的因素。
(二)经济上，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生存方式与思考方式的转变。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马克思以其精辟的语言揭示了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经济人”的功利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还有更深层次的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竞争已成为主题，利润的最大化是首要的目标，人们在物质消费中得到满足。而正如马克思的预言，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使得我们自身“物化”了，也蜕变成了抽象的创造财富的工具。人类早已挤满欲望的心灵中，信仰已无立锥之地。
(三)政治上，信仰政治化带来的终极价值追求的迷失。共产主义从一个远大的理想，演化出了一个科学的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我们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中深刻的思想内涵与无与伦比的现实意义。但是，当一种理论被推上了神话的宝座，成为一种“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的教条时，它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了它作为一种理论所发挥的功效。政治化了的信仰，往往被物化为嘹亮的宣传口号与鲜红的大字标语，同时，由于政策宣传的变动不居与政治信仰本身的相对稳定性却是矛盾的，信仰的政治化就导致了终极价值追求的迷失。
(四)多元文化的交流引起信仰的冲突与困惑。人类历史以地理大发现为开端，不断打破彼此的隔离状态，而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则“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强调整体与和谐，秩序与顺从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控制性较强的文化，而西方以市场经济和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则是以自由、民主、个人、理性为自己的文化核心。当两种文化碰撞之时，国人才能更全面地审视自己的文化，同时，又引起了对于自身文化内在精神内核合理性的追问，带来了文化上的反思与困惑。
(五)思维方式方面。我国国民由于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那种企图对内心潜意识或自我无意识的批判，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于是，我们处在一种传统与现在的自我分裂之中，并且在返回现代化的途中经常出现返回传统的现象。正是信仰主体这种本身一直缺乏的深层次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精神，从而使各种不同的信仰、各种价值尺度很难在更高的层面上统一起来，甚至形成同一层面上彼此知性对立的局面，进而造成社会终极价值选择的失落或迷失，使人产生一种仿佛被撕裂的感觉并随之形成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三、中国信仰状况探讨的理论意义
(一)信仰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诺亚方舟。信仰本身是一种对于终极价值与终极关怀的追求，它使得“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人类在感怀自己的渺小与卑微之时，寻得内心的安身立命之地，它使得在茫茫人海中穿梭的人们在精疲力竭之时，仍然知道自己有一个心灵栖息的港湾。据透露，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自杀问题，从一个小小的侧面透露出了心灵的“流浪者”在困境面前更加脆弱的选择。
(二)信仰对群体的凝聚作用和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要求我们对中国目前的信仰现状予以充分的重视。一种信仰往往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但也许正是因为无形，这种纽带更加坚不可摧。当苦难中的犹太人散落在世界各地时，信仰却使他们并不孤独，并且赋予了他们为共同体努力的信心与勇气；当9·11灾难降临时，总统发言中《圣经》的引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给了每一个熟悉它的美国人更多面对苦难的信心和勇气。
“如果你不信仰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艾略特这句话虽然有些危言耸听的味道，但是却从一个方面揭示出了信仰的缺失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应策略
我们不能忽视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面对中国信仰“真空”的现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采取新的对策：
首先，“为生民立命”——重新塑造对终极信仰的追求。“我呼天唤地地与你作证，我将生死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啊，让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圣经·申命记》)，终极信仰包含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尊重与珍惜；“有些字像自由，说起来甜蜜动听美妙无双，在我心弦的深处，自由无时不在尽情地歌唱”(《像自由这样的字》，兰斯顿·休斯)，终极信仰包含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一种终极价值，可以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对自我与他人的认同。
在当今的思政教育中，首先应该将其基础工作，亦是属于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落到实处。用一种源于内心的召唤带给人们一种“温柔的冲撞”，使得每一个人都会无比真诚地谛听来自生命最本真的悸动和低语，在日渐清晰的人生路途中，心灵变得澄澈透明。其次，“为生民立信”——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个人的生存因终极信仰而有了根基，政治信仰则使个体更好地被连结于群体，并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团结、发展得以保障。个人仅仅拥有共同彼岸的追求和心灵的港湾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对当前的价值、制度等一定程度的认同。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民族的向心凝聚。因此，一种政治信仰的树立，是十分必要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
(一)正确对待共产主义信仰的终极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共产主义信仰当今面临的诘难，主要集中在共产主义何时才能实现，它是否只是美丽的“海市蜃楼”。因此，在确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时，不能仅仅流于空空的口号，而应从其价值理念的实现(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公平、正义等)来指导我们的法律法规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信仰才不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只有当其理念的合理成分被应用于现实，这样的信仰才能植根于人的心中。
(二)正确处理好理论的稳定性与政策宣传时代性之间的关系。政治信仰一旦形成，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理论与时俱进固然需要，可是如果理论的变化过多过快，就很容易造成理论疲劳，让人们眼花缭乱，影响了人们已经构建起来的政治信仰。我们应该挖掘马克思主义中适合我国国情和人民文化心理的政治原则，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无论具体的政策随着时代环境怎样改变，核心价值思想应该坚持不变。
(三)正确处理理论宣传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这一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和其政治行为的同一度，二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是否真正达到预期目标。如果口号和行动不相一致的话，就会使人们对于正在宣传的理论产生抗体和不信任感，信仰面临着怀疑的冲击。同样，即使口号和行动相一致，如果不能产生良好的后果，人们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会大打折扣。对于现阶段的我国来说，主要还是靠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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