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县章子善者，好纵横之术，走说公曰：
“夷狄无百年之运，元数将极，不待知者而后
知。今豪杰并起，有分裂之势。足下奋禳一
呼，千百之舟，数十万之众，可立而待。沂江
而上，则南北中绝，擅傀运之粟；舟师四出，则
青、徐、辽、海、闽、广、欧、越可传檄而定。审
能行此，人心有所属，而伯业可成也。”公日：
“君言诚是。然智谋之士，不为祸始，不为福
先。朝廷虽无遭，犹可以延岁月。豪杰虽并
起，智均力敌，然且莫敌为主。保境安民，以
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愿君勿复言。”在此段文字中，宋濂为方国珍奠定了元末行为的基本调子：“不为祸始，不为福先。”前半句是针对元朝而言的，后半句是针对朱明政权而言的。如果在这两个方面都有了交代，方国珍就是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有志之士，也为后来的归降明朝埋好了伏笔。但是，据大量文献记载，方国珍的突出特点却是犹豫不决，叛降不定。这一点，早在朱元璋数落他的十二项罪状里已言之甚明，所谓：“当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所为？”“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
应该说这些说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状：方国珍所处的浙东地区，西有张士诚，北有朱元璋，南有陈友定，还得应付元朝廷的势力，夹在中间的他也只能多方应酬，以观时变。这种性格与选择很难用好坏加以评价，以具有统一天下雄心的朱元璋眼光看，自然是胸无大志的鼠辈；可与那些坚决与朱明政权对抗的陈友谅、张士诚灰飞烟灭的悲惨结局相比，你又不能不说方国珍凡事留有后路的政治谋略是一种明智之举。但是，宋濂显然是将方国珍徘徊犹豫、叛降不定的行为均归之为深思熟虑的政治谋划，便是一种以结果论英雄的叙事谋略。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宋濂省去了方国珍所有叛降不定的情节，以及与元朝军队作战的史实，仅用了一句“公自是其官累迁至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交待了事。
宋濂的叙事策略之三是极力弱化方国珍与朱明政权的隔阂与矛盾。从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七年这一段时间，浙东大致形成了一种朱明政权、张士诚政权、元朝廷势力与方国珍政权之间混战拉锯的复杂局面。方氏此时一方面与张士诚合作为元朝廷通过海路运送漕粮，所以也就不断接受元朝廷的封官晋爵；但同时又与朱明政权藕断丝连，承诺多多，尤其是与朱元璋约定一旦明军攻下杭州就全体归降明朝。其实这些行为均是其周旋于各方以图自保的一贯作为，没有完全倾向于任何一方，诚可谓虚以委蛇而已。关于此一点，后来《明史》撮合诸种史料言之甚明，尤其是明军攻下杭州后记载曰：
吴元年克杭州。国珍据境自如，遣间谍
假贡献名觇胜负，又数通好于扩廓帖木儿及
陈友定，图为犄角。太祖闻之怒，贻书数其十
二罪，复责军粮二十万石。国珍集众议，郎中
张仁本，左丞刘庸等皆言不可从。有丘楠者，
独争曰：“彼所言均非公福也。惟智可以决
事，惟信可以守国，惟直可以用兵。公经营浙
东十余年矣，迁延犹豫，计不早定，不可谓智。
既许之降，抑又倍焉，不可谓信。彼之征师，
则有词矣，我实负彼，不可谓直。幸而扶服请
命，庶几可视钱假乎？”国珍不听，惟日夜运
珍宝，治舟楫，为航海计。
《明史》此处的叙述当然不能说就比宋濂更为真实可靠，但作者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还有其他许多史料可以作为旁证。如明人高岱《鸿猷录》日：“及我师克杭州，犹自据如故。上以书责其怀诈反复，犹不奉诏。”尤其是说方国珍“惟日夜运珍宝，治舟楫，为航海计”，更是他的一贯伎俩。然而，在宋濂的碑铭里，上述复杂的局面被进行了最大化的简单处理。在方国珍与元朝廷关系上，作者只用了“然犹自海道输粟元都”一句进行虚化交代，或者可以算作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吧。而在处理与张士诚的关系时，则用了300余字来描绘方国珍攻击张士诚的“七战七捷”，直至张士诚“请奉元正朔”方收笔，算是为方国珍忠于元朝廷的叙述画上了句号。
然后，宋濂就集中笔墨来处理方国珍与朱元璋的关系。他用两件精心挑选的史实进行了颇有技巧的叙述。第一件事是苗军刘震、蒋英反叛明政权而杀胡大海之事，当二人携胡大海首级前来投奔方国珍时，他不仅未加收留，还帅师击之，以致损失了自己的“仲兄”。在朱明政权与方氏政权之间，曾发生过不少的战事，宋濂一律略去不提，却独独选了此事，则其意欲拉近朱、方关系的谋划也就昭然若揭了。但最难处理的是关于方国珍归降朱明政权的这第二件事，因为这是无法绕开的史实，所以必须精心策划。首先，宋濂只字未提其他文献极为重视的朱元璋数落方国珍十二大罪状的檄文，这不能视为一般的疏忽大意，而是有意的历史遮蔽，是一种蓄意深远的叙事谋略。其次是尽量简化事件的过程性描绘，作者记日：“越数载，上诏大将军徐魏公平姑苏，缚士诚，献京师。公以久疾不视事，又莫府宾客无所陈说，失朝贺礼。上怒，大军且压鄞。公忧惧不知所为，乃封府库，具民数，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谢。”如果说此处的“失朝贺礼”是曲为维护的婉转说法，则其“公以久疾不视事，又莫府宾客无所陈说”的缘由追述已经不能用省略来解释了，即使将其视为有意开脱也毫不为过。接着，宋濂完整地引述了方国珍那篇充满狡辩的上表，特别是那段打动朱元璋的话：
逮天兵下临吴会，臣尝上书，谓朝定杭
越，则暮归田里。不意今年以来，老病交攻，
顿成昏昧。而弟兄子侄，志虑不齐。致烦陛
下兴问罪之师。方怀忧惧，未能自明，而大军
已至台、温。今臣计无所出，虽遣使再三，而
承诏之师势不容已。是以封府库，开城郭，以
俟王师之至。然犹未免为浮海之计者，昔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