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主要筹建者
谈到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就不能不先提及作为一级学会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因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创建的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全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会组织。潘懋元为其主要倡议者和筹建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刚刚蹒跚起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教研究组织成为摆在第一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专门领域。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相继有２０多个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在各地建立起来。由于当时通讯和交通还很不方便，各地新建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缺乏必要的沟通和联系，高教研究工作也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科学的制度，因而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教研究组织，以沟通信息，相互促进，把各方面的高教研究力量联系起来，成为当务之急，也成为潘懋元等先行者思索的一个重要内容。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６日，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代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向前来访问的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黄震、郑启明等６人提出建议，请他们发起组织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或学会），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会员。希望上海师范大学利用其在教育理论界的声望和影响发起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１］上海师范大学的同志们对潘懋元的这一提议表示赞同。大家一致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已经开展起来，但研究力量薄弱，确实有必要发起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高教研究组织，以推动全国高教研究工作的开展。经双方商定，由厦门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两个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一个名为“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的组织。同年８月３１日，中国教育学会年会在兰州开幕。在大会上，潘懋元作了题为“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报告。他在论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意义的基础上，呼吁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期间，潘懋元邀请部分会议代表开了一个２０多人参加的关于高教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发起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所倡议，必然水到渠成。”［２］会后，潘懋元等及时将大家的愿望和建议向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领导反映，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潘懋元回到厦门之后，便与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商议，以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名义，于１０月３日向国内部分高校发出《召开成立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筹备会通知》。［３］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５－１７日，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筹备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上海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共８个单位筹备组的１４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共同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主持，潘懋元作筹备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中国教育学会发来贺电：“欣悉你会召开，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特电致贺，祝会议圆满成功。”代表们就成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讨论，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把研究会的名称正式定为“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并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讨论稿）》，确定了学会名称、宗旨、参加学会的条件、会员权利及义务等。会议通过的另一个重要文件是《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倡议书》［４］，它由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起草，８个发起单位联合发布。与会代表经过协商，确定由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负责筹备工作，筹备期间联络地点设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５］会后，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就以筹备会的名义拟定了《关于筹备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报告》，建议于１９８０年４月间，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报请中国教育学会审批，并报送教育部。潘懋元回到厦门大学后，便召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工作人员布置筹备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事宜，并随即开始履行筹备会的各项工作职责。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开始，筹备会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倡议书》、《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讨论稿）》等分批寄发各省、市、自治区高教局（处），全国重点院校等，共计１３０个单位。《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倡议书》发出后，得到各单位的积极响应。据统计，到１９８０年４月底，申请入会的单位为１２８个。［６］１９８０年４月初，筹备会委派郑启明、吴丽卿二人专程赴京向中国教育学会汇报筹备工作，并就成立大会等事宜进行请示。中国教育学会秘书长林迪生转达了教育部领导关于“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不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成员，将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组织”的意见。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两次会见了他们，并对筹备会的工作作了口头指示。“大概在１９８０年３月，教育部领导曾就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有关事宜进行讨论。蒋南翔部长认为，参加高等教育学会的大多是各高校的领导，不宜作为教育学会下属单位。同时，教育部也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学会的直接领导。因此，建议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不作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团体成员，将成为与中国教育学会平行的组织”。４月９日，中国教育学会向筹备会书面转达了教育部长蒋南翔的指示：“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国内、国际影响大，须充分酝酿。全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时间可以推迟。会长、副会长及理事人选，由教育部与有关单位考虑。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何时召开，待教育部党组开会讨论后，再正式通知你们。”［７］１９８０年６月下旬，潘懋元就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有关问题再次向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董纯才、副会长张健请示。７月２日，筹备会接到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的书面通知：“经张健同志请示南翔同志，同意高等教育学会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由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主持，教育部张健同志参加，会议内容、时间由筹备会商定，地点在厦门，会议经费由教育学会支付。”［８］在中国教育学会的支持下，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至２９日，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二次筹备会在厦门鼓浪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３４个地区和单位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的４４位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健代表教育部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作了讲话和总结。潘懋元作了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张健在讲话中，提出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适应‘四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体系”。具体又分为三部分：“探索高等教育规律要从实际出发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任务”、“总结三十年正反经验”。［９］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高等教育学会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就学会的名称和性质、学会的宗旨和任务、学会的组织机构、筹备会和办事机构、学会的成立时间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很好的建议。高等教育学会由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会和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负责筹备工作，但由于筹备期间联络地点设在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所以该研究室承担了筹备会的绝大部分工作。当时的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也处于初建阶段，人员严重不足，筹备会的各项繁重工作主要由潘懋元和吴丽卿两位承担。１９８０年８月，第二次筹备会议曾决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但由于这个办事处直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时都没有设立，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这个联络点也一直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之后才圆满完成使命。［１０］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两次筹备会议的召开以及筹备会各期简报的广泛寄发，大大激发了广大高校教师和干部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热情。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各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起来。这期间，潘懋元就积极推动并参加了部分省市和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会的筹建工作。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８日至３０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蒋南翔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事求是地总结高等教育的经验”的重要讲话。潘懋元代表筹备会作了《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筹备经过的说明》的报告。［１１］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任会长，何东昌、曾德林、季羡林、唐敖庆、李国豪、钱令希等任副会长，于北辰任秘书长，潘懋元、余立等数十位发起人与筹备工作者和专家任常务理事或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的研究规划，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高等教育重大问题的协作研究；组织有关高等教育学术会议，交流科研成果和经验；编辑出版有关高等教育的情报资料和学术书刊；开展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１２］１９８３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并出版了学会刊物《中国高教研究》。从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高等学校出版的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公开或内部刊物，已达７００余种，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广泛而深入的开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发起、筹备和成立，正如中国教育学会给第一次筹备会议的贺电所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时三年多的艰苦工作，实际上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史上涉及面广泛、参加人数众多的一次高等教育研究宣传、启蒙和普及运动。它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广泛建立，培养了一大批热心高等教育研究的积极分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１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从发起、筹备到正式成立，几经曲折，历经了３年零１０个月的时间。它的成立，得益于各地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广大教师、干部的大力拥护和积极参与，也得益于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而且以潘懋元等为代表的筹备会主要成员在筹建过程中的辛勤付出与不懈努力，也应被历史所铭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后，全国已经设立的地方性高等教育学会和各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联成一个系统，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网络初步形成，这为后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创建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建立后的１０年，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首先，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队伍迅速壮大，并且发展成一支专职教育研究人员、政府决策管理干部和广大高校教师相结合的队伍。尤其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己成长起来，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骨干。其次，对高等教育的理论探讨，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相当的深度，并且注意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第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１９８４年由潘懋元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出版以来，已相继出版多部高等教育学专著，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发表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党的“十四大”确定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１９９３年，中央通过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文件，极大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在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完善，步入一个稳步提高的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以后，规模扩大很快，到１９９２年已有７２个团体会员单位，专业研究会也达到３２个①，但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个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专业研究会。同时，作为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半官方的管理机构，除了召集会员大会和秘书长会议之外，本身很少组织高等教育研究活动，更没有组织过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研讨会。而在高教学会之外，却有许多自发的理论研究活动，例如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华中工学院、湖南大学、南京航空学院②三所理工科院校共同发起的两年一次的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许多省市和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也各自或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但研讨会本身只是临时性的活动，对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作用有限。所以，当时的全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缺乏统一的组织，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建人，也是当年第一个倡议并负责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潘懋元，站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上，审时度势地开始考虑重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加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罗宏述也认为，中国教育学会之下有一个专门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全国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也应当有相应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组织。１９９２年，时任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的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罗宏述建议，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和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正式代表共４５人，会议收到论文３０篇，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和研究生４０多人列席了会议。潘懋元作了题为“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国家教委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等作了大会发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罗宏述作会议总结。与会代表就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问题，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方面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在会上，潘懋元等提出要重新建立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组织———“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他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加强高等教育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学术团体”。会议还就筹备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一事广泛交换了意见，委托一些同志组成了研究会筹备组，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二次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同时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１４］在厦门大学召开的这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也成为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筹备组的联络处设在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是继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之后，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为主筹备的又一个全国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组织。厦门会议后，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的支持下，在潘懋元的直接指导下，以王伟廉为组长的筹备组积极开展了研究会的各项筹备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共有来自全国１８个省市、３３所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和７个省市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５５位老中青专家参会。１０月１９日，正式宣布成立了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组织———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尽管这个研究会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它的成立却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教育研究事业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开幕式上，潘懋元作了题为《加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幕词。他首先指出研究会的筹备虽然是从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厦门会议开始，历时１０个月，但确切地说，建立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准备工作不是十个月，而是“十四年”。他简要地回顾了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以来的１４年历程，分析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必要性，并指出现在正是建立研究会的好时机。他说：“一个研究会，经过十四年的筹备才得以建立，是难事，也是好事。如果当初就成立，那么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队伍壮大与年轻化上，就不能与今日相比。”［１５］会议经过反复酝酿，选举产生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理事３４人。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又产生了１４位常务理事，并一致推选潘懋元为理事长，闵维方、薛天祥、王冀生、杨德广为副理事长，王伟廉为秘书长。理事会还聘请王承绪、刘一凡、朱九思、余立四位老专家担任理事会顾问。研究会秘书处设在厦门大学。１０月２１日正式通过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章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章程》在宗旨和主要任务上突出了研究会的性质和特点，即偏重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理论作出贡献。［１６］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章程（草案）》的讨论中，与会代表认为，建立这样一个以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团体是非常必要的；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与其他专业研究会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侧重，只是分工不同，并无高低之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成，要依靠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这是所有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团体的共同奋斗目标。与会代表还就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宝贵建议。［１７］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步之后，发展极为迅猛，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一跃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但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研究一直相对薄弱。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众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中，基本理论研究的比重很小，研究水平不高，有的研究尚未脱离传统工作研究的思路，理论思维缺乏，理论色彩淡薄，高水平研究成果屈指可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导是一个重要原因。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石。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上不去，不仅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无法走向成熟，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也无法获得持续、健康、繁荣发展，更无法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界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组织，以加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潘懋元在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专门论述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必要性和意义。他说：“为什么中国高教学会已有３２个专业研究会，还要成立一个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由很简单。高等教育要改革，要发展，就要有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不但要有专业理论指导，还要有基本理论指导，而专业理论一般也要建立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提高与加深。基本理论一般不能直接转化为社会实践，但却具有更为普遍的、深层次的指导改革实践的作用。……为了指导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为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为了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的发展与提高，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工作者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交流信息、研讨基本理论问题，在深层次上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可能在国际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派而产生国际影响。”［１８］闭幕式上新当选的理事长潘懋元将研究会的工作精辟地概括为６个字：“交流、组织、培养”，并寄希望于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全体同仁：无论在何种困难条件下，这支研究队伍一定要加强团结、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１９］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在当时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曾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１４年后在同一所学校③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也被称为“将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２０］虽然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作为一个专业研究会，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的二级学会组织，但她的成立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领导者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后，理事会按照潘懋元提出的“交流、组织、培养”的思路，在学术交流、课题研究以及凝聚力量、扶持青年学者等方面积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研究会的各项工作中，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性学术年会在高等教育研究界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也最能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脉络。（一）学科引领，提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潘懋元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注重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发表论文《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主编《高等教育学讲义》。１９７８年，公开呼吁《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１９８４年主编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著作，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初步形成。潘懋元提议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初衷和建立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做出贡献。”［２１］因此，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筹备会和前三次年会都是围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为核心主题，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建设水平的提高与发展。正如北京大学高教所喻岳青教授所言：“１９９３年在潘懋元的倡导下成立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二级分会），其主要宗旨是推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它的成立，对推动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２２］１．厦门会议。在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至２１日的厦门会议上，潘懋元作了题为《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的专题报告。潘懋元在主题报告中就高等教育学科性质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及范围与重点问题、高等教育科学与高等教育学体系问题、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与价值问题等作了论述。关于高等教育学科性质问题。潘懋元指出，高等教育学，就其总体说，它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而就其研究任务说，既有应用教育基本理论以认识高等教育现象，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任务，又有以其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教育基本理论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大量的应是应用性、开发性的研究，但也必须重视理论研究，包括应用性理论和基本理论研究。针对有人认为“教育学也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遑论高等教育学”的观点。潘懋元认为，“研究领域与学科，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更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研究领域指的是有一定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而学科的首要条件正是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学由于有它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更由于它有其特殊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规律，因而可以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于理论体系、专门术语、方法论体系等等，只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确切地说，它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正因它还不成熟，所以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艰巨的学科建设任务；正因为必须面对艰巨的学科建设任务，我们这个学科建设研讨会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潘懋元指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可能有三种相互联系的不同体系：第一，理论体系；第二，知识体系（经验体系、工作体系）；第三，课程体系（教材体系）。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学科建设所要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建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与价值问题，潘懋元指出，高等教育学是应用科学，应用科学的应用性理论研究，不能像哲学、数学的纯粹理论那样，从“公设”、“定理”出发进行推导。一般必须建立在大量的教育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也就是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应用性理论———基本理论。在注意总结国外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总结经验，包括间接经验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教育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基本规律，是教育活动中最一般的规律，在我们一切的教育活动中，无处不存在，无处不起作用。用它来考察一切教育问题，能够看得更全面，更深远，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２３］厦门会议主要解决了有关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为完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奠定了理论框架，形成了基本的学科理论研究的共识。２．上海会议。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２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它既是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又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潘懋元根据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下的新的发展形势和教育部的工作重点，提议本次年会主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会议就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研究对象、教育基本规律、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此次会议由潘懋元致开幕词，薛天祥作大会总结报告。这次会议正式代表５５人，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老中青专家学者到会比较集中的一次会议，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就学术研讨而言，这次研讨会是厦门会议研讨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对学科体系、学科性质和学科建设三个方面中的某些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或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这次会上，还探讨了厦门会议很多未涉及或未深入探讨的学科建设问题。如高校职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前提与基础、高等教育的价值、高等教育目标、大学教材编制、高校德育体系构建、高校的社会服务、高等教育的特性，专业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总之，这些问题都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中心展开的。［２４］３．汕头会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７日至３１日在广东汕头大学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６６人，研讨会收到论文４５篇。潘懋元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的主题报告；研究会副理事长杨德广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次研讨会在前两次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结合当时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会议的主题是“在新形势下需要重新认识的基本理论问题”。正如潘懋元在主题报告中指出的，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既是广泛的，又是明确的，使代表们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结合当前实际，从各个角度和不同层面探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问题。［２５］潘懋元着重指出，理论性、学术性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问题，不要强求一致。首先，共识只能在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地、自然地形成；其次，一时达不到共识或永远不可能达到共识的观点，也有加深认识的意义，也有促使认识不断深化的作用。因此，前两次年会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的研讨，是有其深刻和长远意义的。潘懋元指出，本次会议“不同于实践工作者的政策研讨会”，是“从学科建设需要，从各个学科角度、各种思想流派的评价来探讨基本理论问题，它的终点是学科建设”。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当然也可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但不仅仅是为当前政策提供参考，还有它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学理论，要立足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能够在世界高等教育理论领域以其特色而形成有影响的学派，以与西方某些高等教育理论比高低、争短长，能为世界高等教育理论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潘懋元诫勉大家，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踏实地逐步进行。不要急于构建一个高等教育学科理论框架，而要做好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对高等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逐一地进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组织各门学科的专家，从各个学科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教育科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涉及多种学科领域，必须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研究，才能扩宽视野，开拓思路。只有在研究观点、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有所创新。潘懋元当时正在组织一批来自各个学科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们，从多学科的观点研究高等教育的价值观问题、功能问题以及其他基本理论问题和发展趋势，试编一本《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为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做一点探路铺道的工作”。［２６］２００１年９月，由潘懋元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史学的观点、哲学的观点、心理学的观点、文化学的观点、科学学的观点、经济学的观点、社会学的观点、政治学的观点、管理学的观点、系统科学的观点、比较教育学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一部对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学术著作”。［２７］在此次研讨会上，研究会还召开了理事会，就今后的学术活动、会刊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理事会决定，研究会今后的学术活动除每两年一次的年会外，将更多地组织一些小型的专题研讨会，以集中研究课题进行攻关；会刊也将在质量的提高、办刊形式和国际交流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在潘懋元的提议下，１９８０年创刊、华中工学院主办的《高等教育研•１４•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会刊。这是在《高等教育研究》办刊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加强了刊物与高等教育研究界的联系，进一步确立了刊物在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界的学术地位，标志着《高等教育研究》正式完成了从创办之初的校办刊物到全国性学术刊物的历史性转变。潘懋元评价《高等教育研究》是“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权威刊物”，被继任理事长杨德广誉为“我国高教研究的一面旗帜”。［２８］（二）直面实践，敏锐地提出高等教育研究要向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重大问题研究的范式转变经过三届共四次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高等教育学科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深化与提升，“形成了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干的高等教育科学庞大的学科群”。［２９］但是，学科理论的研究也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大家一味地寻找其“逻辑起点”，在书斋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忽视了火热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问题，并且也由于抽象的学科理论研讨使得广大高等教育管理者、实践者望而却步，使得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走入了“牛角尖”。对此，潘懋元适时果敢地提出，高等教育研究要呼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地由“学科建构”向“问题研究”的范式转换。１．“天津会议”。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７至２９日，在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召开第四届年会，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求真”与“求用”问题、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环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门新兴学科从无到有，从不成熟走向成熟需要经历一个成长发展时期，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懈努力。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为了巩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完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自筹办以来，在前三届年会的学术研讨中，围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动员高教理论研究工作者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逻辑体系、逻辑起点、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等展开讨论和争鸣。这三次研讨会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学科建设离不开丰富深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基础。坐而论道有可能使理论脱离实际，阻碍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潘懋元提议本次学术研讨会选择“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服务”为主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认为研究会转换研讨主题是十分及时的。它必将促进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服务，在研究中营造理论联系实际的会风，从而使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走向繁荣。这次会议提出了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一些重大实践课题，如：高等教育体制研究（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衔接问题，高等学校的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问题），高等教育的结构（包括布局、科类、层次结构）调整与协调问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高等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观、质量观、人才观、教学观、课程观、管理观、功能观等），高校教学改革研究（教学研究、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研究、教学计划研究、课程结构与教学内容研究、教学方法与手段研究）等。［３０］潘懋元在主题报告中，首先阐述了为何要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服务”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他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开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一个是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教实践的服务功能。两大任务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二者不可偏废。如果我们老是只围绕一个方面，即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讨论下去，故步自封，而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入死胡同。如果一味地在那里冥思苦想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完美的学科理论体系，一味地在那里冥思苦想如何找到一个建立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就可能导致我们的研究工作严重地脱离实际，以为只有搞出一个理论体系才有意义、有价值，而鄙视已经存在的、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产生了实际效益的学科的知识体系。我们应当把研究会的两项任务联系起来考虑。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学科建设，构建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问题，应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做文章。“坐而论道”实际上既无助于理论联系实际，也无助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潘懋元和其他同志商量后提议，可以把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问题的探讨暂时放一放，希望大家都来关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服务”的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有必要通过如何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服务的研究来纠正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偏向。潘懋元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对实践有指导作用才有意义。但是，要真正做到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一般的，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就不能成其为可能涵盖众多事物、众多现象的理论、规律。而要把抽象的、一般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特殊的实践，其中有众多条件和中介环节。关于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潘懋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基本理论是正确的，要转化为实践，它必须经过这样一些中介环节：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政策（一般指宏观的）→操作性措施→实践，或基本理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操作性措施（一般指微观的）→实践。理论，尤其是基本理论同实践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理论要转化为实践，要受许多条件的制约，要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因此，不能只是埋怨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脱离实际，或者只是埋怨实际工作者不重视理论，要重视解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条件问题，要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设中介桥梁。潘懋元期望，理论工作者要转变观念，树立理论研究既要“求真”，也要“求用”的观念。既不应只求真而不求用，把求用看成是功利主义行为而予以轻视；又不能因片面求用而有害于求真，如屈从于领导部门的压力而不敢坚持真理。总的原则应该是在求真的前提下求用。既要坚持真理，又要心中有个实际，把科学性与可行性结合起来。只要我们的理论研究主动地走出去，面向实际，面向实践的需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就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热潮。［３１］继此次“天津会议”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阶段，开始沿着“两条并行而又有所交叉”的轨道发展：其一是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建设，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高等教育科学的学科群；其二是结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为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的应用性研究。［３２］为深入贯彻此次会议精神，潘懋元先后组织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专题研讨，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并组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１９９７年《高等教育研究》第三期的“博士论坛•可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３３］：《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改革问题》（潘懋元），《可持续发展与教育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刘振天），《可持续发展与人文教育》（刘海峰），《重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张应强），《可持续发展战略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王伟廉），《大学领导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别敦荣），《可持续发展与文教名牌战略》（秦国柱），《可持续发展与高等工程教育改革》（陈敏）。１９９７年《高等教育研究》第四期的《中青年学者谈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难点》［３４］：《谁是未来合格的大学教师》（王伟廉），《学术与行政权力的协调：高校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张德祥），《“１＋１＝１？”大学并校的喜与忧》（眭依凡），《规范与完善高校招生“并轨”制度》（韩延明），《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理想与现实》（邬大光）等。正如《编者按》中所述：“博士生导师以及他们指导的博士、博士生，是科学研究的一支极其重要的力量。他们思想敏锐，基础宽厚，富有创造活力。为加强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影响未来我国高等教育乃至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带有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探讨。……本期博士论坛，得到了我国著名教育家、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的大力支持。对他的远见卓识，我们深表感谢和钦佩。”［３５］１９９８年《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还为贯彻“天津会议”及其后在兰州召开的小型专题研讨会精神，组织了“高等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专题笔会［３６］，发表文章：《“高等教育理论转为实践的中介”专题研讨会综述》（赵婷婷），《中介在教育理论向实践转化中的作用》（冷余生），《试析高等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毛祖桓），《完善“中间理论”抓好中间环节》（俞曙霞），《高教理论与实践中介的演变》（包国庆），《研究与中介：院校高教研究所（室）的属性选择》（梁克荫）。从此以后，围绕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或改革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沙龙并在公开报刊上组稿发文成为了潘懋元指导博士生和青年学者的一种经常性的研究方式。总之，正如潘懋元所言：“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问题，为国家高等教育决策提供咨询，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３７］２．烟台会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于１９９８年５月５日至７日在山东烟台召开。此次会议是１９９８年巴黎高等教育会议的一次后续活动，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办事处和中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研究会理事长潘懋元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主题报告，副理事长薛天祥作大会总结发言。潘懋元在其主题报告中阐述，本次年会的主题“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既是当前高等教育进入２１世纪所要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讨论的延伸———以知识经济的理论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这一研讨会的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不同层面的具体问题。不必强求集中于某个问题开展讨论。潘懋元并就当前讨论的热点，提出若干问题供与会代表研讨。［３８］此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关于“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的热潮，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改革。
四、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引领者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高等教育如何培养高科技、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与大众化进程中如何保持与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成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潘懋元根据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求，提议２００１年的年会以“２１世纪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保障”为主题，以后的多次学术年会也多以“教育质量”为其核心议题。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２４０多位专家学者和领导出席了会议。潘懋元在会议上坚决而诚恳地提出自己年事已高不宜再继续担任理事长一职，应该由年富力强的同志来担任。大会尊重潘懋元先生的意愿，选举产生了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选举王承绪、朱九思、王一兵、王冀生、薛天祥为研究会顾问，潘懋元为名誉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刘献君、北京大学喻岳青、华东师范大学谢安邦、厦门大学王伟廉担任副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张民选担任秘书长。经理事会研究决定，本届理事会秘书处设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３９］潘懋元在大会报告《走向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４０］中指出，对于中国，研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尤其有其现实意义。扩招引起了人们对教育质量的担忧，因此，如何保证质量，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潘懋元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第二，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潘懋元认为，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其功能和活动有所不同，应当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除了共同的教育目的———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之外，各有其特殊的培养目标、具体的培养规格，因而，也应当各有其具体的质量标准。教育质量多样化，不是降低质量标准，不论哪一级、哪一类教育，采用哪一种质量标准，质量都是教育发展的生命线；不论哪一级、哪一类学校，都应按照各自培养目标和规格，各自教育质量标准，将保证、提高质量作为办学的头等大事来抓。现在，潘懋元所提出的“多样化质量观”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共识。［４１］潘懋元从理事长领导位置上退下之后，大力支持继任理事长杨德广以及后任理事长张应强等为代表的理事会工作，对学会的组织活动尤其是年会的主题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老骥伏枥地积极参加年会的各种活动，发挥了对学会组织的精神引领作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由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与中山大学共同举办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七届学术年会在珠海召开。此次年会适逢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１０周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２０周年。会上，潘懋元回忆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的那段难忘的历程，并介绍了其与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之间的特殊关系。［４２］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３日至５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④第八届学术年会，近３００名代表聚集一堂，就科学发展观与现代大学理念、高等教育国际化与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质量与研究生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经营等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潘懋元在大会致辞中又根据新的趋势提醒大家。他说：近年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味道较浓，而从学科角度出发的理论研究有所弱化。专业委员会如何进一步明确定位，特别是如何体现与其他分会的区别，需要大家深入思考。［４３］潘懋元因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学会组织所做出的卓越不朽的贡献，被本届会员大会一致推选为“终身名誉理事长”。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７至２９日，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０９年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来自４６个高校学术机构的１２０余位代表，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３０年发展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这一主题进行交流、讨论。潘懋元以《高等教育发展：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为题作了主题报告。［４４］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至１４日，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２０１０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近３００名专家学者和会员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密切相关的“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治学”、“大学治理结构”等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界广为关注的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潘懋元在闭幕式发言中指出，科层制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而是要解决行政权力压倒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问题。正如大会综述所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九十高龄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创始人潘懋元，不仅莅临和全程参与了此次大会，还在开幕式发言中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产生与发展的历程，并明确提出，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既要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要注重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应坚持‘两条平行轨道有所交叉地前进’。在闭幕式发言中，潘懋元满怀深情地寄语与会专家学者，希望大家共同为我国‘从高等教育研究大国走向高等教育研究强国’而努力。潘懋元的两次讲话，是这次学术年会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值得我们每一位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人认真思考，也为今后加强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４５］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薛天祥、杨德广、王一兵为顾问，张应强为理事长，陈洪捷、阎光才、王洪才为副理事长，陈廷柱为秘书长，秘书处设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学术年会在戈壁明珠新疆石河子大学召开，参会代表６０余人。经理事会征求名誉理事长潘懋元的建议，基于探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确定本次会议主题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与挑战”。代表们主要围绕如何评价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和如何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等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潘懋元还书面建议：“要对会议的组织形式进行适当的改革，应保证充分的交流研讨时间，并阐述了他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研究两者关系的基本看法。”［４６］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至１２日，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２年学术年会在吉林大学召开。立足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与探索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需要，本届年会以“大学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代表们主要围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意识、大学治理的理论梳理、大学治理的实践困境、现代大学治理制度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交流。在大会开幕上，理事长张应强传达了名誉理事长潘懋元的书面指示：“作为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的成员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在注重关注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同时，时刻不应忘记自己的理论研究使命，要注重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要以深刻的高等教育研究理论引领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
五、寄语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已近期颐之年的潘懋元先生对新一届的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给予了很大的期望。笔者成文前曾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６日与潘懋元先生进行了访谈，潘先生恳切地希望：“全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要以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为依托，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以每年的年会以及高等教育学会的一年一度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和湖大、华科大、南航三所院校组织的两年一次的‘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为平台，围绕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在高等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从火热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创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遵循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问题研究与学科建设并行不悖而有所交叉的路线，要积极鼓励一小部分人献身于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发展与完善高等教育学科群的建设；更要鼓励大部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投身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中，加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的研究，加强院校研究，加强学校自身内涵建设的研究，加强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注重人才培养过程与模式的改革研究，积极探索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研究。”最后，潘懋元先生满怀豪情地说：“现在，我们可以自豪的是，‘土生土长’而又‘土里土气’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理论已经屹立于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丛林之中。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的中国必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之梦！”
作者：董立平 工作单位：厦门理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