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它既包括人们从总体上认识、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包括人们对这种关系的驾驭程度，以及对此所进行理论的、应用的、历史的以及有关方法论等研究的各类哲学学科的总称，是一个综合概念。哲学的这些内容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各种不同角度和不同的领域并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内容，形成了繁多的哲学分支学科和哲学流派，形成了多元的哲学存在，以及多种多样的哲学理论。如何对此进行分类，依据什么标准，是一个既有深远理论意义又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长期以来，哲学界疏于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只从时间一维角度将哲学进行大的分类，这实际上妨碍着各具体分支哲学的深入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整体发展。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人们不得不再次面对科学发展的特点，对哲学分类作出新的思考。从分类标准来说，分类标准逐渐多样化;就论题本身来看，我们要达到的直接目标是提供一个较合理的分类框架。由此自然会想到:构建一个分类框架，需要的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进行着分类，因为这是纷纭复杂的世界要求人们做出的选择。比如性别之分、籍贯之别，等等，这仅是分类的最简单的形式而已。同时，分类也是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哲学学科本身就包括分类学。但无论哪一种分类，当我们用“奥卡姆剃刀”刮掉关于分类的种种内容与现象时，从中得到分类的内核便在于某种尺度，或者说一定标准，这个标准将保证分类的顺利进行，并达到条理化、清晰化的目的。因此，只有确定哲学的分类标准，进行科学分类，才能搞清楚哲学的功能、任务，才能深入理解哲学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各流派及其分支的性质，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类理论，以地域标准进一步对哲学学科进行疏理，在比较扩大的范围内把哲学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划分为三个阶段。
哲学只有在时间跨度上进行内在超越的同时，也在空间地域上实现外在的超越，才能推动哲学及其各分支的跨越式发展。
一、以往哲学分类层面的缺陷
1.胡适的分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8年)先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1](P1)胡适根据这个定义，把哲学分为六类，宇宙类、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实际上，在人类文明和哲学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代和历史阶段都面临着问题的挑战，在我们看来，什么叫“人生彻要的问题”，又怎样才算“从根本上着想，根本的解决”，胡适这个定义的边界并不清楚，所列的哲学的门类也就未免芜杂，犯了逻辑上分类标准不一的毛病。因为这种分类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前三者属于比较纯粹的哲学范围，也就是现在仍然沿用的哲学三分法，后三者则属于比较扩大的哲学范围。
2.冯友兰的分类。冯友兰一直强调哲学和哲学史的不同。指出这种不同表现在:“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的资料，但总要有所不同。”[2](P229-230)在他看来哲学和哲学史的不同还在于追求不同。从哲学史的要求看，是要弄清历史上的哲学家的字句、观念在他们自己那里实际意指什么;从纯粹哲学家的观点看，重要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哲学家的观念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
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中，他把强调和突出一般作为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中国哲学是哲学在中国;另一个标准是，哲学是时代精神之表现，因而，中国哲学是中国民族心灵所创造的时代精神之表现。冯先生实际上已经把哲学划分为哲学史和时代哲学，并指出时代哲学包含三大部: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但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前一标准强调哲学的共性而排斥民族的特殊性;后一标准则强调中国哲学的个性，即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不是把两者加以统一而是加以割裂的。40年代，冯先生着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贞元之际”之书，于《新原道》中集中论述中国哲学之精神，则与30年代相反，基本上抛开了前一标准而径直解剖与陈述中国哲学所特具之民族精神与特征，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求之所在，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突出哲学的时代性。
3.国务院颁发的学科目录的分类。在这个目录中把哲学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美学、伦理学、科技哲学、逻辑学、宗教学等8类。这个学科分类目录实际上是地域标准、学派标准和领域标准三个方面并用设立的，[3](P9)这种分法其间包含着许多交叉和互渗，同时也难免留下一些空档。它们之间具有交叉关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并列关系。例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发源于西方，是外国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又在当代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都同时包含着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宗教学的内容等。这实际上既妨碍着各具体分支哲学的深入发展，也不利于哲学的整体发展。
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分类。《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这种分法以地域标准来划分，但却没有将哲学的全部“属”涵盖完，分类对象各个要素应与分类的种相一致，所有单一的哲学分支都应有独特的考察对象与之相应。虽然它们之间是全异关系，但“类”和“属”不相称，没有包容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哲学流派和分支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一些优秀哲学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挖掘。例如，古代希伯来文明中就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希伯来人孕育和贡献了犹太教，它突出人的情感、意志，在信仰方面让知识服从于道德，让理智服从于信仰，形成了以信仰至上为取向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在后来西方的基督教哲学与文化中得到了保存和发扬，但它在地域上却属于西亚范围。
当然，哲学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分法，如有人把哲学分为哲学家的哲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哲学等，它们从外部解释的角度对哲学的分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都具有一些局限性。现阶段我国的哲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其做进一步的梳理对于探析其未来走向十分必要。本文欲抛开哲学内部的结构状况，确立地域分类标准，提出从外部在时间纵向上划分的同时，也应在空间地域上进行横向划分，把纵横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建构哲学学科的框架(笔者已初步构想出了一个分类框架)和划分发展阶段。[4](P59)
二、以空间地域特性界定哲学分类标准，弥补哲学分类之缺陷所谓分类，就是根据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将对象分为若干个类，使每个类相对于其他类都具有确定的地位。在逻辑学中，分类即归类，指把具有共同特点的个体对象归入一类，并把具有共同特点的类集合成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如何对哲学做出划分，如何使哲学分类更科学、更有利于哲学的发展，这不仅是哲学家、逻辑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哲学教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它是从分类的角度对哲学本身进行的一种反思，这一方面意味着哲学在理智上从混沌逐渐走向有序的本能;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哲学自身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逻辑。笔者认为，当代哲学的分类要把握两个主要特征:(1)哲学分类时要用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分类的根据越是本质属性，分类的价值越大。(2)哲学分类是人们关于哲学知识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要固定在哲学学科体系中，而且在哲学发展的相当长时期中都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成为哲学发展到最后阶段所使用的方法。哲学的分类迄今为止尽管有许多缺陷，但其在探索历程中的成功与困惑却为哲学的分类提供了思考方向。哲学以所指向的客观事物作为思考的基本点，同时，作为理性的哲学分类框架要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具备较大的学科涵盖量，体现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预测性，从而间接地发挥着指导实践的功能。比如，它将对今后学科的发展、研究的重点、课程的设置等提供理论基础，这就需要合理的历史与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
要合理地划分哲学，首要一个问题是界定分类的标准。时空特性是哲学研究社会的重要维度。
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只作时间上一维角度的纵向把握，而没有从空间地域上去把握。“地域”根据《辞海》解释，指地球表面具有一定范围和界限的地区空间，后泛指地球表面上一定范围内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域分异。它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领土意义上的地域，二是经济意义上的地域，三是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本文是从文化层面认识地域概念。现代
相对论认为，时间和空间要随物体运动发生变化。
当代物理学对存在与演化的研究认为，时间和空间参与了“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塑造”现实存在的内在因素，而不只是外部条件。至于在哲学中，时空特性问题一直是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笔者强调沿着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足迹，在分析哲学形成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较有根据地提出地域分类标准，在以时间特性划分哲学的同时用地域特性进行划分，可以对哲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向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哲学不仅在时间而且在空间上是如何向前发展，把这两种方法结合，从而弥合二者之不足。以地域为标准也是有其理论根据的。马克思所讲的“世界的哲学”就是区别于“局域的哲学”的空间概念。我国古代按照十五个地区汇集的诗歌集《诗经·国风》就体现了“十里不同心，百里不同俗”的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征。《汉书·地理志》不仅明确地指出“域分”的文化概念，而且指出了地域文化赖以形成的两大因素，即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也提出了“世界哲学”的地域概念。指出，中国近代把“哲学就是哲学，不应该有中国的哲学或希腊的哲学”的观点从地缘政治视角批驳为“资产阶级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的表现”是完全错误的[2](P261)。地域上的差别是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明显特征，由此决定了世界各国的哲学，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上有不同的特点。
从哲学的发源来看，由于生产、生活乃至自然的条件、人种等地域不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特点的哲学、文化。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国从殷周开始就萌生了自然宗教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也产生了朴素的自然观，进而以孔子为代表形成了影响整个古代、近代甚至现代的儒家学派的传统哲学。而西方古希腊哲学关注世界的本原问题，承认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让美德服从于知识，让情感依附于理智，最终形成以理念论为标志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制导了其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亚里士多德强化和发展了这个哲学传统，并使之成为后来西方哲学的主流。
从哲学的内容和思维特征来看，由于地域不同，实践水平、科学水平也不同，提出的问题也不同，解答的也不一定相同，东西方差异较大。中国哲学具有重视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的传统，虽然也有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也有心物之辩、理气之辩、道器之辩，但始终没有经历西方哲学发展的那种哲学和科学合一，以及实证科学不断从哲学中分化和独立化的过程，认识在整体上处于混沌状态;而西方哲学注重本体论、宇宙生成论、认识论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复活了西方哲学史的形而上学传统，更具有思辩哲学特色。
从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其特征是地域的不断扩大。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精神的生产也要发生相应的大变化，哲学会随着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的日趋紧密，和在交流中争议、碰撞、“取人所长”、“拿来主义”等的“融汇”，像“燧石”的碰撞一样，将会出现新的火花。各种文化形态，包括各种哲学形态在相互接触和碰撞中，会迫使更“言之有理、行之有效”的新的哲学形态出现，这会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海纳百川，成合流之势，文化上吸收人类的全部文明，地域上涵盖整个宇宙。
总之，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哲学差别主要受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哲学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各历史时代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哲学差异则是哲学思维发展不同阶段和对哲学基本问题解答的不同水平和差异，以及中、西方在文化特征上的“对极”。这是好事，可以丰富我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防止把不同哲学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有无哲学的差异，否则就有悖于哲学精神。从地域视角划分哲学和研究发展阶段又超越地域上的局限，能够管窥到哲学发展的根本趋势，能够对有些问题从一个层次分析比从另一个层次分析更容易回答，而且从不同的层次得到的解释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它可以相互补充，每一种解释都对哲学理论有所贡献。纵向上划分哲学，运用问题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揭示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横向上划分哲学，运用比较研究视角，使我们能够从哲学形态的整体上把握哲学的性质、特点。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时间视角对哲学的纵向划分和从空间视角对哲学的横向划分相辅相成，各有优点，相得益彰。因此，只有这二者结合，才能把历史上哲学的各种派别、地域和领域哲学在分类时进行坐标定位，[4](P60)才能做到对哲学最完整、最科学的分类。
三、从地域分类视角可把哲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当代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为指导，将哲学分为古代、近现代及当代哲学等几个发展阶段，但如果我们用大地域观来审视哲学的发展，会发现它是从区域(民族)哲学向全球(世界)哲学发展，并最终成为真正的宇宙哲学的过程。可用下图表示。
图中:1表示中国哲学，2表示印度哲学，3表示西方哲学，4表示希伯来哲学，5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1>表示区域(民族)哲学阶段各分支1、2、3、4等之间是全异关系。<2>表示全球哲学阶段各分支1、2、3、4等之间相互交叉、对立、吸收、融合并产生了囊括人类全部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5。<3>表示宇宙哲学阶段各分支之间重叠为同一的关系。
1.区域(民族)哲学阶段:它与人类社会的地域历史阶段同时代、同发展，人类以孤立封闭的群体分散在世界各地，各个群体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社会联系而孤立存在，自成一体，人类在这个时还没有现实统一性。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都属于地域性历史，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理论，都带有一定国家、民族的特点，都带有一定社会阶级的痕迹，都打上了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研究这一阶段的哲学要把视点更多地放在研究一个地域内部对于各种构件的安排处理上，哲学的内涵要受到该地域具体情境的影响。哲学作为对这种状况的认识和总结的大系统包含有许多相互分离的对立的子系统。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认识论上的孤立封闭性、内向性和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无法克服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自然隔离状态，人类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现实统一性。因此，各个社会群体就自成一体分散于世界各地独自发展。表现在认识论上是人类只能用具体、孤立、片面的观点认识事物，如中国哲学中“道”、“仁”、“气”、“阴阳”等概念都具有单义化、对象化和实体化的特点。西方哲学中“理念”、“知识”、“实体”、“客体”等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企图本质化，但仍摆脱不了实体的“影子”(柏拉图语)，具有机械性。
其次，内容上的分散零碎性。由于不同的区域，其自然、经济、社会结构是不相同的，其发展现状、问题潜力、方向、途径也是不同的，其认识和文明也不同。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统计，人类在6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还存在着六类各自独立发展的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在以后的发展中相互渗透影响又派生出21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到今天已有14种文明消失，只剩下7种有生命力的社会文明，由此可以想象处于孤立分散的社会群体反映自然的认识和结果的零碎性。
10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再次，认识方法上的多样性。哲学所涉及的内容和领域非常广泛，运用不同的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来研究这些内容，形成了多元的哲学存在，以及多种多样的哲学理论，况且它们各有特点，西方哲学家长于自然科学，东方哲学家习惯于人文科学。甚至有人认为，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有多少种哲学。也正因为如此，哲学才有流传和存在的必要。
2.全球(世界)哲学阶段:明末清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正在西方兴盛的“六科”(指理科、医科、法科、教科、文科和道科)介绍到中国，后来经过明代叶向高、冯应京、方以智、徐光启等人翻译西学介绍中学，以及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始打破了学术领域内由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中西哲学相互交流、哲学发展进入全球化阶段。“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5](P121)。全球哲学，成为世界各国的民族哲学的总和，是思想的百花园，体现出统一性，而不是以某国、某民族、某地域为核心的单一哲学，全球哲学辩证地否定了地域哲学阶段诸特征，呈现出自己的新特征。
首先是“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5](P255)，不同区域之间不仅存在着物流、能流和人流，而且各个区域对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意识流。民族哲学的多样性，既是哲学全球化的前提，又是全球化的资源，民族间不同文化、思想、哲学之间的交流使哲学空前繁荣。
其次是哲学中的各个子系统经过相互沟通、融合，呈现出大分化、大综合的态势，以及各个子系统内部对传统的断裂性和对未来的开放性。据统计，进入世界哲学阶段以后，世界上每年出版的哲学著作以10%的速度递增，创办的哲学学术专业和刊发哲学研究成果的刊物不断增加，到2002年底达到1000多种。国际性哲学学术交流也很频繁，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网络售书使得各国的哲学著作走向世界图书市场，进行最广泛的交流。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使它真正成为一种世界的哲学并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全球。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比任何其他科学更需要“观”世界，更需要有广大的视野，突破地域的民族的狭隘性，由局域的狭小的研究范围转向全球的人类的世界范围，真正面向当代大科学、大生产、大社会、大文明、大哲学等，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哲学阶段对哲学的分类，具有模糊性，对立的类别之间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它们是通过种种中介相互联系和过渡的，当我们只在其核心部分(典型对象)讨论问题时看不到这种模糊性，一旦进入二者接壤的“边缘地段”，模糊性就不再允许忽略了。
3.宇宙哲学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历史前提，是人类由地域历史向真正的人类历史前进的必由之路。[6](P31)哲学作为人类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必然具有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的特点，随之哲学的发展所覆盖的地域不断扩大、拓展，我们必须跳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极二分的框架，构建一种新的哲学观。在宇宙哲学阶段，哲学处于意识形态诸要素的顶端，研究的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并用高度概括的抽象语言表达，“哲学好似悬浮于空中的地域”(恩格斯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毫无疑问，哲学的否定自己，意味着哲学的自我批判，这种批判将导致哲学的自我消灭，因此，哲学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恰恰是通过否定自我完成的，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这说明哲学的发展之路是不断地从多样性中锻造统一性，由个性化、民族化向世界化发展，跨越地域和文化边界，超越内、外部之分，最终成为真正的宇宙哲学，实现马克思指出的“哲学的终结”。
综上所述，在把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的基础上，我们要充分认识各个发展阶段哲学的特征，反思历史上特别是区域哲学阶段的哲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在全球化和世界化过程中，各民族和地域文化之间只有加强交流和借鉴，彼此不断地吸收别国的哲学精华，才能得以保持、巩固和发展。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值得彰显的东西。在世界哲学阶段，适应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在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中建设一个既能与世界哲学体系有机接轨对话，又有浓烈中国特色的哲学学科群，应当成为我国新世纪哲学发展的基本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