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新疆都是一片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广阔天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互动的摇篮。在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进程中，以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历史与现实互动为主要类型。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具有在开放的环境中多元文化共存、在历史与现实中多元文化交融、长期文化互动中形成了多维共性等特点。在处理当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关系中，应该以费孝通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为殷鉴，在良好的文化互动环境中，实现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共生共荣。
[关键词]新疆；文化互动；多元文化；民族文化；共生
“文化是指规约社会成员行为，调节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人为的信息系统。”[1]文化产生于人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互动是指在相关民族文化调适的基础上，其作用与反馈交错出现且连续耦合运作的过程。”[2]无论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并立与调适在新疆地区都是十分活跃的。因此，我试从文化互动的视角探讨历史时期及当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
一、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摇篮。新疆深居亚欧大陆的腹心，内部因天山横亘其间，自然形成了南疆和北疆两大地理单元。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结构一方面具有封闭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开放性。在国内方面，天山以北的牧业区与蒙古草原绵延千里，而天山以南的农业区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农耕区结为一体。[3]在国际方面，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及其联结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更使得位于东、西方交往要冲的新疆成为除敦煌外唯一的世界上四大历史悠久而又影响深远的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体系汇流的广阔舞台。[4]如今，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特别倡导文化宽容，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共生共荣。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古代，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都是一片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广阔天地。
二、新疆丰富多样的多元民族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结合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下文重点对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进行阐述。1、同层级文化互动民族文化间相互借鉴是同层级文化互动的首要表现。目前，在新疆生活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清代以后从内地来疆的迁移者及其后代。一代代新疆汉族人以北方汉族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随人口迁移而来的各地汉族风俗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变动性及非传统性特点的地方汉族文化，体现在新疆汉语方言、饮食文化、双重地区观念、礼俗简洁等方面。[5]以“新疆汉语方言”为例，“新疆汉语方言”专指“老新疆话”[6]，其词汇系统由中原文化的基本词语，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的基本词语，新疆本地的词语，大量的借词等构成，“反映了语言在其发展变化中具有的融合特点。”[7]其次是文化移入。“文化移入是指不同民族的文化持久接触而引发的双方文化的变迁”。[8]当强势民族的文化移入时，弱小民族的文化就不得不与之调和。公元6至15世纪，阿拉伯文化传播到新疆，并逐步使新疆地区在语言、人种和宗教方面发生了“西域文化史上世界罕见的三大巨变。”即：“当地的民族语言几乎从印欧语系全面突厥化为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当地的原欧罗巴人种几乎全面混血化为突厥语族欧罗巴•蒙古人种，多种信仰的当地主要民族几乎全部伊斯兰化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9]这一文化移入过程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异层级文化互动复杂社会的文化具有多个层级，如“中心——边缘”或“中央与地方”或“主流文化——亚文化”或“大传统——小传统”等，不同层级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耦合，即为异层级文化互动。在我国古代时期，在中央和西域的异层级文化互动中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导。王尚达、杨恕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自公元前101年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官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2012年的中原王朝和西域四类政治关系的存在时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新疆地区有67.1%的时期全部或部分受中原王朝管辖，32.9%的时期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和一般联系。[10]从时间对比来看，在中央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中，西域接受中原王朝管辖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因此，二者的文化互动至少在此间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得以存续。两千多年间，中央王朝和西域之间设官置所、屯田、使臣商团往来、通婚，甚至包括战争在内的多重纽带，不仅发挥了建立与稳固中央与西域关系的政治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中央王朝与西域自然而然而又绵延不绝地发生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互动。这对于异层级文化互动的双方都是泽被深远的。少数民族学校中存在两种语言教学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但并未将其称为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目前新疆语境下的“双语教育”属于狭义范畴，是指在少数民族教育系统中以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汉语作为教学语言，使学生通过授课语言的运用，学习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同时学习学科知识的添加性教育。[11]即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基本的双语听说读写能力是手段和工具，是双语教育低一级的要求，而培养学生继承和发扬两种文化的能力才是内容和目的，是更高一级的目标。通过同样重视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言——汉语，使学生透过语言的窗口，看到更为广阔的文化的世界。双语教育致力于培养通晓两种语言、适应两种文化的“双语双文化人才”[12]，他们既能继承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并对其充满感情，又能了解并借鉴、吸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乃至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成为当代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现代文化互动的一张张名片。3、传统与现实互动传统与现实的互动也是文化互动的重要类型之一，二者在接触的过程中，传统对现实起着约束和规范作用，然而现实变化又促使传统重塑。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民族传统文化不仅面临着与现代文化的交流、碰撞，更为严峻的是，传统文化有形的和无形的部分正在逐渐消失，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正随着老艺术家的逝去而面临着无法传承、无法重现的困境。在新疆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互动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积极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利用了新的有利条件，呈现出与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柯尔克孜族传统女红技艺是该民族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双重承继者。1980年代以来，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无论是在技艺的传承途径还是在产品的表现方式上都发生了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比较大的变化。[13]在传承方式上，在传统的单一的个体之间的代际传承方式之外，集体化、规范化、批量化的传承方式地位逐渐凸显。如今，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的传承方式包括家庭作坊式传承方式、商铺收徒式传承方式、兴趣小组式传承方式和佣工式传承方式等。在纹样图案的传播途径方面，由于传统的不借助复杂的固定用具，基本上不使用图纸，高度依靠传承者过目不忘心灵手巧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做到，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柯尔克孜族逐渐采用工具式传播方式，如：借助纸质镂版、图案描摹、复写纸记忆、微型模板和机械复制式传播方式以及其他传播方式传授和交流手工技艺和信息。在社会结构调整、生计方式多样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度渗透等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在变化的环境中没有固守传统、止足不前，而是以迎合市场经济大潮的姿态，利用有利条件，赢得了新的发展，由以前的“养在深闺人未知”到走出大山，走向国内、外；由长期的自产自用到作为商品出现在各种各级市场。[14]新疆大学教授万雪玉在实地调查、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柯尔克孜族女红技艺源远流长的生命源泉是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物质文化双重特性，长期为全民族热爱与追捧则和其与时俱进的创新本质有内在的关联。”[15]其成功的关键是恰当处理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堪称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互动的典型。
三、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的特点
在梳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互动历史、分析其类型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1、在开放的环境中多元民族文化共存。无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还是在近现代时期，新疆这片土地从来不乏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人群来来往往，而人群的流动总是能为新疆的人文环境注入活力。新疆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三大宗教和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三大语系的荟萃之地，内部又有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兵团汉文化三者的交织互补，可以说，新疆的人文环境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尽管在某些时期，一种或几种文化处于强势，其它文化“万马齐喑”，但这并不能抹杀总体上在新疆这片开放的广阔大地上，多元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的事实。在历史与现实中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疆经常的多元文化共存状态，使得处于其中的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化接触、交流、碰撞，在历史和自然的“双重振荡”中，每一种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新疆原生文化，在新疆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已经是文化本身与其他文化交融的结果。在新疆没有纯粹的某一种文化，而某种文化作为个体的淡化或消失，只是在形式上而言，其实质因素仍然可以在新疆找到痕迹。长期文化互动中形成多维共性。新疆的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大规模、长时期的民族迁徙促使各民族间的持久接触，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产生了新疆地区的近代民族，民族成分本就是多元交融的。公元6至15世纪，持续强劲的突厥化、回鹘化和伊斯兰化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整合，作为互动因子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又形成了一些共性。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使新疆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南部绿洲农耕和北部草原游牧两种基本的经济文化类型，各民族也因生产方式相同而呈现出相近的文化形态和源流关系。“新疆各民族文化上的共性是多维、多向和多层次的。[16]新疆多元文化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多维共性，既与上述两个特点一样是新疆多元文化的特点之一，又与上述两个特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共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走向
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事实，不得不激发人们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思考。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7]理论，他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来规范和统一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8]。两位学者在未来社会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观点大相径庭。尽管两种角度和思维都有一定意义，但相比之下，费孝通的思想更加包容富有弹性，对于处理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当以此为殷鉴，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指导下，达到“和而不同”的状态。在国家层面和强势文化层面，要注意在重视国家认同和促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避免有意或无心地导致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流失；但新疆的民族文化亦不能因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而拒绝国家认同、拒绝现代化。多元民族文化之间应平等相处，互相借鉴；在时代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各民族文化也应该注重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与丰富多彩的现实文化之间的融合，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兼容并蓄。新疆的多元民族文化应在国家与民族、多元民族文化之间、传统与现实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守望相助，共生共荣。
作者：袁芳 王凌月 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