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扩张与空间转变
从资本的扩张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迁入手，詹姆逊辨识了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上的三种空间形式:古典的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空间、从市场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或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空间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空间。由于资本运作手段和资本扩张范围的不同及其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这三种空间形式也有不同的特点。在第一种空间中，主体能够直接感知空间的存在并且对自身的空间经验和空间位置了然于胸。但是，在第二种空间中，主体对空间的感知已经不再是直接感知的，主体空间经验的真实性与真实的空间存在已经不能完全符合。詹姆逊举例说，比如在印度或香港，决定主体生活经验和性质的东西不在印度或香港，而是大英帝国的整个殖民体系。到了第三种空间中，由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异常发达，现实的空间只是在极为脆弱的层面上存在，它被更为强大的抽象空间如通讯网络所淹没，空间经验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与这种经验得以发生的场所相匹配。对后现代空间的这一特性，詹姆逊非常担忧，他用“无方位性”这一术语来概括。认为它不仅造成了主体空间经验的同质化和碎片化，而且也使主体很难获得对空间的总体性把握。詹姆逊说，正如鲍德里亚的“超空间”概念所表明的，“超”意味着它比真实的还要真实，因为当真实不再单纯是既定的而是人为地根据模型再生产出来的，它就不是变得不真，而是比真还真，是一种超真实。我们不用再长途跋涉去某个异国的风景点，因为这个风景点可以被仿真、复制出来，因而我们可以在一个不是热带气候的地方拥有热带性，却没有热带的不便;我们以杂志中的居室装潢和广告中的时尚为原型或模型来装扮房子和我们自己，结果却是让符号编码的效果、媒介的想象和自己的想象满足自己、娱乐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高超的蜡像技术将人自己复制出来，当真实的人环绕流连在蜡像馆里那些形象逼真的蜡像间时，竟然会一时间弄不清楚人和蜡像之间哪一个存在是真的，所谓亦真亦幻。詹姆逊说:“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③在后现代空间这种威力的胁迫之下，恐怕任谁也不免生出无能为力的感慨。詹姆逊也有这样的感慨和担忧。不过，相比于各种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或盲目的乐观主义，詹姆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客观冷静和积极探索的乐观主义态度。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种种表征，詹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他认为，认知图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策略，对于图绘晚期资本主义的超空间以及使主体重新获得认知世界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不管后现代空间多么地不可把握，它依然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生存经验，也应该构成我们政治行动的发源地。
二、认知图绘与乌托邦想象
詹姆逊的认知图绘思想来源于凯文·林奇(KevinLynch)的《城市意象》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认为，在林奇从城市空间的角度研究的主体经验问题与阿尔都塞(及拉康)对意识形态的新定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一致点:“林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构想城市经验的方式———此时此地的直接感知与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场的总体性的想象感知的辩证法———提出了与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著名表述相似的一种空间类比。”④作为一位城市规划家，从城市的形态对人格的完整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这一认识出发，林奇指出，在道路复杂、方向混乱又容易使人迷失的城市中，人们难以为自己和城市的总体定位，但人们又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一个近似于现场图的东西，以此为自己和周围环境定位，从而摆脱被动的处境。詹姆逊认为，林奇对城市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就在于促使我们在更高的、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再现问题重新分析。这个更高、更复杂的层次就是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因为正是由于我们置身于无法辨识的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里，并且已经失去了替自己定位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我们才需要发展出新的再现能力，勉力再现那些无可再现的事物。空间的再现一方面为主体的认同奠定基础，同时也描画改变世界的蓝图。因此，在激进的改变社会的政治行动中，空间的再现就成为核心的议题。对于这种空间的再现与乌托邦之投射的必要性，詹姆逊正是通过“认知图绘”这个概念来表述的。可以看出来，在詹姆逊这里，再现的问题构成认知图绘的中心问题。正如詹姆逊自己所言，关于认知图绘，简单地说，就是再现的另一种说法。那么，对于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要如何图绘、如何再现呢?早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就曾区分了认知图绘的两种意义:“首先，它旨在强调再现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再现不可能成为被模仿的事物……于是，作为第二种特征，认知一词的意思不是因为它强调这种再现观的作用，而把这个过程从美学拉进认识论:它在世界内部改变我们的方向，它是一种必要的行动框架和指导。”⑤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我们需要结合詹姆逊在其他地方对认知图绘的论述:“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图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⑥换句话讲，在詹姆逊这里，首先，认知图绘的再现并不是像绘制地图那样，明确地再现和标明高山大河或者贸易航线。即使认知图绘有这个方面的要求，那也不像绘制地图那样可以完成。全球化充满了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而图绘庞大的全球空间和跨国网络需要将这些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等复杂情况包括进去，所以类似于地图之类的确定且简单的图绘是无法满足认知图绘的需求的。其次，由于后现代空间的无方位性，我们容易迷失其中，但认知图绘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障碍，为个人或集体重新定位，以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所以在詹姆逊这里，认知图绘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实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探索或者说政治想象，其价值在于其政治意义。詹姆逊自己也更多地是从这个层面谈认知图绘的。认知图绘的政治意义又具体表现在哪里呢?这要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说起。阿尔都塞认为，人生来是意识形态的动物。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笔记中，他从生产条件(笔记中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出发，在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并重新定义了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在此研究笔记中，虽然阿尔都塞不再继续从科学认识论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但他对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还是批判的。在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义中，所谓想象的，在阿尔都塞那里，就是“不符合现实的”，虚假的，歪曲的。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虚假的关系。以劳动力的再生产为例，阿尔都塞对此进行了阐述。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呢?学校的教育教会孩子们读、写、算之类的“本领”以及其他方面的教养，以使他们将来在生产中从事不同的工作，并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即每个当事人在分工中根据他们“被指定”要从事的工作所应遵守的姿态:道德规范、公民良知和职业良知，实际上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本质上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更科学的说法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现存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正确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也能‘用词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做准备。”⑦换言之，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他机器)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为目的。阿尔都塞甚至认为，主体也不过是意识形态传唤的结果。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态度。在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上，詹姆逊认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批判，但詹姆逊既不认同阿尔都塞对主体的取消，也不满于对意识形态的一味批判。既然不管怎样，人们实际上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传唤，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尝试从意识形态中去发现抵抗和解放的途径呢?关于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詹姆逊认为，除了虚假性，我们还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去理解。这个肯定的方面，就是乌托邦想象。在后现代主义日益严密的包围中，在文化多样性日益遭到威胁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乌托邦被普遍抛弃的后现代语境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前景日益变得模糊的情况下，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具有巨大的解放潜力，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资本同一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促使我们想象资本主义以外的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詹姆逊说:“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唯有进行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商场、异化劳动以及那种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一种新的创造性思辨。”⑧“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意识形态，那么显然它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秩序中都具备其功能，而不仅仅在马克思所谓的‘前历史’或阶级社会中起作用: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表象理解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想象和叙事的地图，个人主体用它创造出同集体系统之间的‘被经验过的’关系，否则他或她便会被种种界限排斥在外，因为他或她生来进入的是一种早已预先存在的社会形式及其预先存在的语言中。”⑨宏观的世界及其整体性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不仅在经验上如此，在知识上也是如此，但詹姆逊强调，无法再现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并不意味着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就是不可知的。他指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就发挥了特别的功能，它利用全新的方法把经验和知识两个范畴联结在一起，既让我们以否定的态度面对现实，同时也肯定不完美的现实中包含着未来的种子。虽然世界及其整体性面貌的确是无法再现的，但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依然是可以被图绘的，通过图绘人们可以得到有关现实世界的各种知识。一旦人们在理论上进行了有成效的图绘，人们就可以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能够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构成，从而制定相应的、有效的行动策略。
三、文化政治的辩证前景
回顾詹姆逊的理论生涯，可以说，从早期试图发展出一种适应于晚期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到80年代开始关注后现代主义，再到90年代关注全球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以及乌托邦重建问题，詹姆逊的理论研究始终贯穿着一种激进主义的冲动。他对后现代空间的研究以及基于空间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不仅是其激进主义冲动的表现，也是其在后现代语境中重建乌托邦想象的重要实践。应该说，詹姆逊的空间研究和认知图绘策略在目的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克服后现代空间所导致的政治困境，试图重新构建左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为此，他借鉴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资本扩张的视角出发，结合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迁和空间转变，探讨了新的后现代空间的产生、形式、特点及其对社会和主体经验的影响，并积极寻求实现空间政治的可能。在此过程中，他以空间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毫无疑问，詹姆逊的探索是十分有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探索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从文化入手干预社会，并将乌托邦想象引入文化领域，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据此建立一个完满、美好的未来社会，而只是为我们的设想提供一个理想的蓝图，从中发现和汲取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并将其作为动力推动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其实，詹姆逊自己也清醒地知道这一点。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着上层建筑，文化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超越经济基础的限制。但同时詹姆逊也清楚地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一种新的文化策略是可以在现存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预先设想出来，并对改变现存社会产生作用。詹姆逊说，任何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从旧有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和断裂出来的，文化的积极成分就深藏在社会现实内部，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挖掘出那些能预示未来萌芽和希望的种子。由此研究思路看，詹姆逊的空间研究和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则和立场的。但是，无论是空间研究，还是认知图绘的文化策略，似乎都没有在理论上得到充分论证，也没有给予实践操作的指导，而且似乎还被詹姆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从詹姆逊的思想整体看，他毫不含糊地将经济因素摆在首位，但同时他也力主强调文化的功能。他的打算似乎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从文化入手思考将来可能出现或应该出现的社会形式，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不同而又是我们所渴望的完美的社会形态。如此一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就发生了变化，是从经济基础到文化，还是先创造一种新文化再用这种新文化去改变经济基础呢?按照詹姆逊的分析，他的思考方向似乎更倾向于后者。马克思曾极为深刻地展现了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法，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第二国际却将这种辩证法导向客体的向度，表现出经济主义的倾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对此矫枉过正，将主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导向主体的向度，表现出浪漫救世主义的情结。詹姆逊试图纠正这两种倾向，将主体与客体重新统一起来并最终建构一种激进有效的政治策略。但可惜的是，他本人最终也没有走出浪漫救世主义的倾向。资本主义无疑是一个总体化和同一化的体系，它日益构建着我们主体经验的每个方面。詹姆逊指出，在由资本的总体化逻辑所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必然离不开总体性的概念，没有社会总体性这个概念以及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空间政治和认知图绘的根据是“资本”的总体化逻辑。在詹姆逊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社会主义政治行动的基础。但就目前来看，要实现总体性的认知图绘，并达成总体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还要假以时日。正如詹姆逊所说:“今天，我们似乎更容易想象土地和自然的彻底破坏，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后期资本主义的瓦解，也许那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有某种弱点。”⑩作为对主体与其自身实际生产状况的想象再现，认知图绘能够发挥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使我们可以借助它来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有意义的知识和认识，从而整体、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并期待可能出现的新的激进的文化政治形式。因此，不管认知图绘的规划是成功还是失败，提供一种新方法和新思路，或许才是詹姆逊的空间研究和认知图绘理论在当下的意义。
作者：梁苗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