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经济文化的对立冲突和竞争中，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面临着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创新等几个过程。东西方文明在几个世纪的交流对话中，不断碰撞、交融，不断推陈出新。转型期的新型主体文化的构建就要充分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多元融合、理性发展，坚持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才能更好地发扬民族性和世界性，并最终打破旧有的传统文化观念，构建后现代社会的新型文化主体。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冲突；文化自觉；文化全球化；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Ｇ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５８２Ｘ（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５５－０５
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动态系统。自从２０世纪以来，科技革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在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里，人类社会取得了以往几千年来所未有的成就。进入２１世纪，移动互联网式的颠覆性创新所创造的巨大的经济利润更是令人瞠目。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即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早有学者在上个世纪末断言，２１世纪是多元化的时代。认识多元化的依据和必然性，将更好地应对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及在新时期的各种文化冲突和文化差异下，如何树立我们的文化自觉精神，从而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多元文化趋势的两面性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经济与文化变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要如何调整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人文精神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面临社会转型时的精神困惑。当前，中国思想文化界面临的问题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人们不再简单粗暴地用改革与保守来贴标签，也不再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在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尝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语言。语言是社会发展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载体，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元化无不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理念、追求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各民族文化的深层次交融。归根结底，转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已无法用旧意识形态语言来表达。与“现代性”的文化觉悟相比，后现代性提出了更多的质疑与可能性，也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更大更广的空间。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曾指出，“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即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由工业资产阶级控制的生产时代的话，那么，与此相对立，后现代的类象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后现代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呈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对异己的更加宽容，对差异性的接受度更高。人们更强调个性化和独特性，而不是简单划一。批判和否定一直是后现代的主打标志，但当批判和否定已然变成了一种惯性和传统，不断的创新和变化才是后现代社会人们更为追求和崇尚的。然而，多元化不仅仅意味着文化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彩，它还有促进主体文化分崩离析的负面作用，即某些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的高速发展进程中，往往采取急功近利的方式，不计后果地进行社会变革，由此带来多方面的错位与失衡，加剧了文化价值失范现象的严重性。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的、前现代的与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并存，共同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从一个固步自封的社会走向一个极具诱惑的全新世界时，那种缺乏文化价值根基的浮躁性和盲目性便显现得淋漓尽致。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道德准则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向社会的文化主体建构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一转型并非社会形态的转变，而是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济运行方式的自我调整，是一种自我更新、发展与完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多元化已成为日益强大的世界性潮流。现在再言某种文化将在世界上独居主流地位，已是一种过时的思想。文化是人创造的，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和进步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敢于扬言将在二十一世纪独步世界。我们能做的只是争取自己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共存的时代具有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相称的地位。多元化既是世界的潮流和方向，也是我们自身文化创新和繁荣的保证，只有内部的多文化格局才能保证我们在世界的多元化格局中不至于落伍。
二、文化冲突与文化自觉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古与今、中与西多重文化的社会冲突更加剧烈，世界形势扑朔迷离。中西方自古以来在文化上就存在着一条鸿沟，这条鸿沟导致了历史上误解频生、麻烦不断。华裔科学家吴大品指出，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别众多，其基本因素可追溯至冰河时代以及随后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自冰河时代起，在不同地区出现并繁衍生息的民族，会各自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对自然、家庭和社会间的关系也有不同表现。正是这些差异，解释了东西方文化的分歧，无论是从认识论观点到思维过程，从自我观念到伦理思想，或是从宗教到科学方法论，东西方文化都有着各自迥然不同、独特鲜明的风格。伴随着中国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几次大的转型，即第一次转型，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文明；第二次转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第三次转型，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中国从农业文明时期的一度领先，逐渐固步自封，一步步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每一次的社会转型都对当时的社会道德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对其文化主体的建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当前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全球化文化模式的转型期，“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已不再有效地规范社会和个体的行为，人们对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开始了怀疑与批判，同时，新的文化特质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并与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较尖锐的冲突和对抗。这种文化冲突是社会转型中最深层的机制，它制约着社会转型的深度和进程。”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者们大多认同文化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在一定时期内规范着某一区域内的人们有着一种共同的生活规范和某种普世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但同时，文化又具有更新性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当旧有的文化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新的文化特质必然会撼动旧有文化模式中的不再适应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元素，甚至引发文化危机。前两年社会上热议的“三片”文化所引发的危机，正是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必然现象。以“薯片”为代表的麦当劳、肯德基式的快餐文化控制了人们的胃；以美国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文化产品控制了人们的视觉娱乐，甚至几乎造成了一种精神文化的垄断；以数码产品“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控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精神似乎以一种横扫一切的势力和规模在全球蔓延，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突显，社会上各种批评和反思风起云涌。这种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自发的更新和超越，恰恰是“当文化危机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当各种文化发丝和文化批判思潮的争辩与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一种新的文化模式逐步为人们所认同，以某种方式取代原有的文化模式，成为新的主导模式，这就是文化转型。”
三、文化认同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社会，国家的功能性在弱化。从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资本、技术、人员都越来越不受国家地域等范围的制约。紧锁的国门一旦打开，西方文化便长驱直入。日本的家用电器、法国的时装和香水、美国的电影、可口可乐和数码产品等等在短短几年之间便占据了中国人的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和路径涉足海外，开阔了眼界的同时，由此带来的人们的文化归属感也越来越淡薄。对西方文化的认同，造成了东方文化的危机。无可否认，每个人、每种文化、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彼此之间会有一些重要特性是共同的，即文化的同质化。文化全球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并以其为基础。当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从相对发达国家流向相对落后国家时，带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广泛提高，社会资源的整合配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文化殖民主义。“强势文化往往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政治话语权和文化宣传优势去影响其它民族国家的价值观选择取向，进而影响到其文化认同。在这场不对等的文化竞争中，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往往会产生文化认同的危机。”构建文化认同，与文化殖民主义相抗衡，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绝非片面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新时代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发展意识，构建一种大文化观，全人类共同去面对环境恶化、核污染、能源短缺等生存危机，而非某一区域的文化危机。这样的文化认同也一样是为了延续和发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每一种文化都必须从自己及他人的传统中汲取养分，不能简单模仿，也不能妄自尊大。传统与涉及外界的政治、宗教和经济文化观念，只能依当地条件和环境，充分消化综合，化为内心经验之后，才能应用于当前局势。人类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以及生存和发展等问题，所有理想、传统和现有制度，必须灵活更新。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Ｔｈｏｍａｓ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在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以其对复杂外交政策和经济问题的非凡解读能力，解释了信息科技和互联网高速发展带来的世界的平坦化趋势，即全球化就是一个新的趋平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信息高速公路使得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变得空前的活跃和便捷。弗里德曼认为在趋平的世界平台上，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越发突显，他用“地方的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一词说明了自主而浓厚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显著特征。可见文化全球化并非是某些人所担心的“美国化”、“帝国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要想取代其它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并非易事。一个大的文化圈的核心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文化冲击无时不在，但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敏感和文化自觉也同样无时不在。
四、创新文化的建构
面对全球的多元文化背景，一方面要认同和接受异族文化，勇于开展文化对话，求同存异是建构自身新文化的有效途径。文化是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增强的一股不可忽略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将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把握住，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全球性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已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世界，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经济和电子、通讯、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已冲破一切文明壁垒，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质的单一性社会正在向异质的多元社会转变，全球化下的中国，不仅实现了时间上的超越，同时也实现了空间的超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并存。针对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重关系的危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明可以提供给我们某些启示。纵观中国历史发展，文化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始终相融并进。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当前国学热的持续升温，虽思路相背，却如出一辙，即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的一统政治。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工业文明程度的差距，以及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复杂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使得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像西方工业文明早期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所构成的文化认同。当今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复杂之处在于，除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之外，还面临着后工业的多重问题，如生态危机、能源枯竭、社会老龄化等等，其中还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道德法律等人文领域的因经济发展过快而引发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在这些方面，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的部分就需要调整、改造和提高，以融进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这也正是转型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所要付出的代价。从１９世纪末到今天，中国文化一直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不断地出现各种有关“中西古今”的激烈争论。新时期的文化主体是建立在后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它“更加感性、具体，离社会现实更近，但也更加零散而不成体系”。如果现代的文化从基本上可以说是技术型的，那么后现代的文化则是人格化的。人的自我经验和感知被用于科学、艺术与经济等文化形式，并大胆突破历史和传统和束缚，主流文化不断地经历着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后现代概念本身就包含一种解放因素，因为批判意识和建设意识可以使人们从现代的昏蒙视域中、从东西方文化矛盾中突破出来。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博弈，涉及对人的全部精神财富与人的知识形式的重新发现，后现代社会呈现出一个开放的领域，不同的思潮与力量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平台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一定是优胜劣汰。然而优劣的标准不再是简单而唯一的。最终胜利的创新文化一定是在发扬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基础上的，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又有无限创新的可能性，拥有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上的自由和经济社会中的竞争原则。
五、结束语
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在全球经济文化的博弈中，世界新型文明的主体构建要坚持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世界性与民族性共荣。经济价值增长不应该是国家发展的唯一标准，文化话语权也同样体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破除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东方文化闭关自守的困境，是构建创新文化必须面对的问题。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已被广泛认同，文化冲突亦不可避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建立文化自觉性，激发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２１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会永久地占据主导地位，文化的解构与解构、多元化的竞争与共存是大势。高视独步、睥睨群伦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懈努力，坚持多元融合、理性发展，争取自己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共存的后现代时期具有与中国的幅员和历史相称的地位。这是我们在文化转型期内自身文化创新繁荣的保证，只有内部的多元化格局才能保证我们在世界的多元化格局中不至于落伍。
参考文献：
［１］蒋晋光．辜鸿铭中西文化观的价值［Ｊ］．文化学刊，２０１１，（０１）．
［２］李克钦．论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建构［Ｊ］．学术问题研究，２０１３，（０１）．
［３］贺玉高．“后现代文化转型的深度解释模式举要”［Ｊ］．河南示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０７）．
［４］刘天才．“以创新求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使命与出路”［Ｊ］．唐都学刊，２００６，（０９）．
［５］徐友渔．告别２０世纪———对意义和理想的思考［Ｍ］．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
作者：庄健 康晓秋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