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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美学教育的社会实践导向

1994年《学术月刊》发表杨春时的文章《走向后实践美学》,历数实践美学的十大缺陷,推出超越美学。超越美学(也被实践中心主义学术场统称为后实践美学)主张超理性、超现实,推崇精神追求,要求生存个性化。超越美学延续了康德美学思想,注重情感,追求非功利性的纯精神享受。与日益崛起的大众文化相对照,超越美学过于高雅而曲高和寡,表现出了乌托邦式的审美梦幻。但正是物以稀为贵,保持精英、砥柱姿态的超越美学,以纯净的清流力量不断引发社会价值底线的重新设定,其效用虽小,却在持续坚韧地澄清血液,成为现代人伦道德僵化的清凉解毒剂。超越美学反对单一理性,注重情感的培养与生成。康德将人的心理机能划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美学属于情感判断领域,康德此举与其说奠定了美学学科地位,不如说强调了哲学中的情感研究,承认了非理性存在的合理性。后来叔本华、尼采等人正是在非理性的基础上陆续发展了意志学说。20世纪以来,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思潮等学派轮番打击单一理性,彻底摧毁了古典时期的理性骄傲。虽然这种非理性的扩张远远超出情感的培养,但情感在生存中的地位借着非理性思潮的崛起也上升不少。中国自新时期以来,冲破政治理性的绝对禁锢,渐次生成经济理性的社会导向维度。“1987年后的中国,一切行动大致是以经济的名义。这个时候,政治是经济化的政治、文化是经济化的文化。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系统都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来显示自己掌握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性带来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暴露了功利性的缺陷。21世纪唯功利性带来的社会隐患更加突出。小悦悦事件便是功利性目的价值的毒瘤发作。2011年10月13日,广州佛山市2岁的王悦被两车相继碾压。7分钟内,有18名路人路过,竟都视而不见,漠然远去,最后还是一名拾荒者上前为孩子呼救。

小悦悦事件挑动着国人被经济理性遮蔽、压抑的情感神经,引起了网民的广泛讨论,并形成形形色色的意见。大部分人指责路人的冷漠,忧虑国人对他者生存状况漠不关心的情感麻木状况,呼吁民众道德良心的苏醒,其中也包括强调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与责任。大众热心捐助小悦悦,给予小悦悦父母各项关心,佛山市民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等事件似乎表达了国人愿意改过自新、重整旗鼓的决心。但依然有些方面的反应透示出事件的余波隐患。首先是主流方向的反应。因为此事件受到国外媒体关注,官方发言人担心会“有损中国形象”。对事件的政治性捕捉专业而敏锐却未超出功利范围。接踵而来的怀疑事件为骗局,质疑捐款去向,甚至质疑救人的拾荒老太为炒作等讨论都显示了国人理智性的冷静与冷酷。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相信无功利付出的善意。与之相对应的南京老太被撞事件中,法官排除人性善意与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理论论证———“撞了,所以会扶;没撞,怎会扶”———同样反映出国人越来越功利的行为心态。这种情况下,超越美学的提出与发展应是迫在眉睫。超越美学以“超越”为中心,提倡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生存方式。要求人们超越功利的生活信仰实际上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价值标准。它包括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的孔颜之乐理论支持。与边沁、穆勒、弗洛伊德等人将人性归为动物性的返璞归真不同,康德、马斯洛等人文代表所主张的自由意志、高峰体验等较为崇高的价值指向,给予了人类行为更高尚的期待,昭示着人类有与现实功利相抗衡的崇高力量。而儒家将人性定为善的传统,便是一开始在人与非人的界限中,以对“非人”行为极度蔑视的姿态保持了人性善的绝对地位。这种对人性的高度依赖与赞赏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社会实践具有冲击力。

一、制度约束失控时,自我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2011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再度回顾了那段制度约束丧失的沧桑历史中人性的自主选择。当法律、法规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噤声失语时,人类的期望不是只有人性吗?看似不现实、乌托邦的理想幻想,却是秩序紊乱时人类的唯一救赎。如果这样,我们还能轻描淡写地指责超越不过是不现实的理想幻象吗?毕竟,谁又能保证权力的博弈能永远持平,如果它再次全球性地失衡呢?

二、推进制度改革。我们不能否定但至少可以淡视时代局限性的现实借口,从而以超现实的目标为指引,持续不断地推进制度的完善。制度的改革不可能达到极致,但可以不断地向好。当现实局限不能成为制度僵化不变的借口时,制度变革与改善就可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的社会自我成熟、完善达至高峰而迅速趋向没落的警言依然有效,任何一个沾沾自喜、认为现实就是最大的合理、不思变革的社会终将面临困境。

三、缓解职业合理与人文抱负的冲突对立。在物欲横流、逐利有理的时代,不可能期望民众自发地直接跳出物质利益圈。树立清流榜样,重铸民族精神,知识分子责无旁贷。中国缺乏彼岸世界的宗教超越,需在当世人文世界中寻找对现实功利的突破力量。历代学者走的也是此路,“从学术文化角度看近代建设新的精神文明的探索,从魏源到鲁迅乃至当代梁漱溟、冯友兰,等等,都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站在超越当时与现在的实用政治的高度加以总结、消化,然后接着走下去”。徐斌的离职演说,刘俐俐的《我的学术选择及反思》提出了文人放弃金钱、放弃资金的主张都属此类。从超越美学看,当代美学教育应注重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超越美学引导学生指责非人的行为,维护并肯定人性的美好、善良的主流价值,重铸非现实的乌托邦,让超越性的诗性思维引导社会实践,塑造社会价值。正如鲁枢元教授所感慨的,“这看上去更像一个乌托邦,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又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但是,如果一个时代连文学和审美都失去了梦幻,那么,这个时代还能算是正常的吗?”超现实以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方式参与现实改革,提升现实目标,跳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场域局限,才能更好地指引现实。

21世纪主体地位的继续上升,物质空间的扩大,个性生存方式的转换使日常生活审美问题提上了议程。《文艺争鸣》2003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开始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虽未形成正式流派,却是21世纪美学讨论中极重要的一个命题,加上它与21世纪的审美文化研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21世纪受传媒支配的大众审美现实,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俨然已成为审美实践中一项主要主张。谈到日常生活审美化,我们经常会从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说起,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与消费景观、后现代体验相联系。但从日常生活审美侧重于感性激发来说,可以将之追溯于现代美学的源头,鲍姆嘉通的感性美学。鲍姆嘉通将美学归为感性认识,后历经康德美学的形式因素,及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张,克罗齐的表现说,一直到直观说、潜意识说在哲学及美学地位中的确立,这一类美学是偏重于感性、感觉、直观的美学路径。与超越美学相反,它逐渐偏离伦理、人文的崇高教导,附于现实,更容易在琐碎的、易变,需要惊艳、时尚的生命场中寻找合理地位。如当代身体美学、大众美学、广告美学、技术美学的泛滥。感性美学承认了人性的现实,直面人性中无法掩盖的欲望本质。现代社会中物质空间的迅速扩大,使更多的人可以在商品消费中享受审美乐趣,在日常生活的物质消费中形成生活美好的目标追求。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在小资情调的感官享受中创造生活美满的神话。生活神话塑造个体世界,寻找与大众不同的生活差异,标榜个体独特的审美品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表现为“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其意义在于使“原本横亘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旧有秩序和等级符号得以消解,公众近距离了解艺术家和艺术的可能性得以增强,进而有意无意地部分瓦解了社会差异和社会等级合法性,强化了艺术家、知识分子、文化媒介人、各式观众和公众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效推动了艺术的普及化、民主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进程”。对包括艺术品在内的物品的大众接受,将审美权威性多元化分解,形成民主、民众的审美时代。在大众群体中树立审美原则,使人含其智,人含其聪,预期在现实世界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不得不说,这种设想前景美好,但它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中的阻碍。

首先,“日常生活审美化”实践的缺陷显而易见,因为个人审美快感的满足不仅仅是个体性的,为个人嗜好所左右,更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公众的、技术的、媒体的。社会环境通过广告等媒介影响着审美消费,但这广告却是“零度性的广告”。广告所推选的审美消费是功利性理智操纵的审美幻象,它本身不包含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除了刺激感官感觉,满足感官暂时快感外,不存在任何真实内容。无意义性的广告却鼓动了拜物潮流的发展。广告是“我们不相信它,可是我们还是很在乎它。产品的‘展示论证’事实上不会说服任何人:它的功用是使购买行为合理化,而购买行为本身无论如何,不是先行便是溢出于理性的动机之外。然而,不‘相信’这产品,我却相信这个想要让我去相信它的广告”。展现生活审美化的物品没有一件具有历史感而只是差异的临在感。时尚也只是为了差异而差异,暂时的娱乐与新奇代替了永恒性的人生思考,失去精英引导的大众文化沉湎于感官的快感中无法自拔。

其次,与和谐美学、超越美学不同,依赖于感性的日常生活的审美鉴赏在21世纪,几乎不需要理论的引导,他们往往是自发形成,逐步泛滥,快速掠夺地盘,理论也只能遥遥地跟在后面总结陈词、判断是非。因为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事实并不需要赞成它的理论的推波助澜,已经沉迷于感性刺激,时尚变迁的审美大众不需要理论再去主张感性接受的合理性。抛开精英引导,却希望民众自发启蒙的期望恐怕终为黄粱一梦。2012年6月新浪连载图书点击榜前五十名中,22本是言情小说,包括古代言情与现代都市言情;14本是官场小说,少量是历史小说、商场小说、玄幻小说、推理小说。观众自主选择中性爱刺激与权利诱惑占据主位。一方面,被学者列入文学殿堂的作品不见踪影,另一方面具有历史意味的小说越来越不受欢迎。网络上穿越小说、架空小说、网游小说、玄幻小说的兴盛说明大众文学品味越来越脱离历史,脱离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严肃思考,而宁愿在虚幻背景中志得意满。

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21世纪现实是如此感性、大众的审美时代,它需要的是更细致的理论指导,但目前的生活美学研究却依然是高屋建瓴,不做细致指导,或怕破坏大众审美化去精英化的初衷,不敢指手画脚。从生活美学的角度看,美学教育应转入具体现象,植根于现实人生,强调生命活力。但又要注意,希望在日常生活审美中发掘生命个性的人会发现闪烁在大众消费中的个性追求事实上是被集体原则所引导的虚假个性。正如尼尔·波兹曼指出的在图像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日常生活审美化”要想指引社会需要更深层次的方向导引,需要引导大众避开集体原则,真正的在人类发展的基础上展示人生个性。当实践美学代替反应论美学的优势在21世纪逐渐淡化时,和谐美学、超越美学、生活美学从人与他者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出发触动社会实践,引起社会实践变革,更具有时代意义。这三类美学的成功说明,美学与实践密切相关,将美学理论细致化、现实化,直接参与到社会现象的指引中,会更有益于美学教育的社会导向性。

作者:朱媛 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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