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理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与发展
(一)实事求是是社会管理思想的根本点和立足点
毛泽东高度重视共产党执政后社会建设中的社会管理问题，要求根据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确定社会管理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首先，“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都是研究的客体”。毛泽东强调要从客观情况全面出发，反对片面、主观地看待问题;其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在学习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同时，不能对其照抄照搬，而要“有的放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再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社会管理工作必须扎扎实实、“亲自出马”作直接调查;最后，“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社会管理工作坚决反对从主观意志出发，凭主观意志作判断的错误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和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1961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党中央曾反复号召全党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但1957年以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践踏和背离，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说明，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把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为了反对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恢复、捍卫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对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对实事求是路线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什么是实事求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管理的客观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重要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其次，邓小平认为，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从而将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把实践标准看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保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不搞争论”、“敢闯论”、“生产力标准”以及“三个有利于”等思想的提出，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核心地位，并使实践标准具体化。
(二)矛盾分析法是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关键步骤
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毛泽东针对“无矛盾论”观点的盛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主张不要树敌太多，以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围绕主要矛盾抓全局，学会“弹钢琴”，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毛泽东指出，我国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继续存在。在对待敌我矛盾上，采取专政的方法;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上，采用民主的方法，以此解决政治思想领域、经济领域、科学文化领域、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确保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为社会管理工作肃清道路。在阶级斗争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这是十分中肯的，但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却导致了十年动乱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并在正确分析我国国情和社会管理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首先，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根据新阶段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和国家社会管理的总体指导思想。其次，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注重综合管理平衡，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惩治腐败;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等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邓小平一再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总体来看，邓小平关于改革和“两手抓”的思想，覆盖了社会主义事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的管理工作，体现了高超的唯物辩证法艺术，是对毛泽东辩证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三)实践是社会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础和检验标准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探讨了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理论是否反映了客观规律，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第三，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如果脱离了实践，理论就会停滞，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认识与实践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但1957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晚年时期，其相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生了严重背离，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不应有的错误，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实践第一的原则，在批判“两个凡是”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明确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过著名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是检验政府领导成果的标准。1979年，他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力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检验工作是非的标准。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成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他还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的工作结合起来，认为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实现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辩证统一，这对于社会管理工作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以人为本是社会管理思想的价值取向和诉求
群众路线是党根本的工作路线，毛泽东将群众路线与中国社会管理的实践与经验相结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首先，毛泽东认为，管理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我们党的出发点。其次，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强调人这一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再次，“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指明了党领导社会管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集群众的智慧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以政府的权威反映群众的切身利益。最后，将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严格区分了群众路线和官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主张在工作中抛弃怠工现象和命令主义，以“群众化的方式”取而代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有关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本，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依靠力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除此之外，邓小平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管理决策的主要依据，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并关注于人的现实需要，提倡动态激励机制，以最大限度激发人的主动性。邓小平还将“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一切管理成效的价值评判标准，从而更加坚定地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二、管理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内涵的研究与拓展
(一)管理主体和客体
在管理主体上，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的主体。管理主体一般分为群体管理主体和个体管理主体，而人民群众是最终意义上的管理主体。但在群体管理主体方面，由于受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个体与家庭、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的存在基本消解，以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始终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严重影响了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邓小平同样认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但他强调人的素质和努力程度会对社会管理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他高度重视管理者的素质问题，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且内涵深刻的干部“四化”问题，即培养和选拔一批具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管理人才，提高管理者的政治素养，加强理论学习，优化群体结构，提升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在包含人和物两大要素的管理客体中，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张依靠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对人的管理和服务。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了社会管理的客体，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为社会管理的客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全方位思考。在立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基础上，将理想、僵化、自发、“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观转变为现实、生动、自觉、“够格”的社会主义观，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管理目的和任务
确立反映社会整体利益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目标，是社会管理主体进行有效活动的条件和基础。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总目标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后，这一战略任务被多次重申，并就此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即实现四个现代化，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管理的总目标，并在总目标的体系中分设了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分目标。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注意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标，毛泽东强调，努力维护和实现社会稳定是基本任务，其中，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前提，消除官僚主义是关键，发展经济是根本。此外，毛泽东还针对根本目标和基本任务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逐步消灭商品、社会差别等。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也特别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首要目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安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局面，就不能安心来搞社会建设，就不能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管理职能和方法
在管理职能方面，毛泽东注重发挥管理的政治职能，而邓小平注重发挥管理的经济职能。毛泽东一贯强调“政治挂帅”，“一切行动听指挥”，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和政府的绝对领导，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通过政治的作用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小平注重发挥管理的经济职能。我们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通过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认为政治问题也可以从经济问题的角度来解决，“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主张转变政府职能，以经济和法律手段替代指令和计划的控制，加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工作错综复杂，任务艰巨，因此必须明确社会管理的方法，提高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率。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坚持党的集中领导的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只有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和管理中的各种关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通过说服、典型教育等方法，加强正面引导，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有关社会管理方法和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科学系统的社会管理方法。首先，坚持民主管理和集中管理相结合。这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处理两者关系上，一要分工负责，建立岗位责任制，二要注重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其次，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统一。与毛泽东更重视精神激励不同，邓小平坚持以精神激励为主，以物质激励为辅，强调物质激励的重要性;最后，坚持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资本主义在管理方面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四)管理环境和条件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社会管理思想在内容上既有连续继承性，又有发展创新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两者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必须依据各自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具体考察管理环境，才能全面把握其科学性。一方面，它们都是迎接时代挑战的产物。虽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时代发展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他们的社会管理思想随着时间、空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实践中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它们又是适应不同经济环境的产物。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经济环境对社会管理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中国社会主要采取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计划经济也造就了全能政府的形成，使得企业无法实行自主管理，官僚主义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管理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但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进行，新矛盾、新问题的层出不穷也阻碍了社会管理的发展。总的来说，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
三、管理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方式的选择与践行
(一)社会管理模式的不同选择
社会管理模式是社会管理的标准样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邓小平对社会管理模式进行了不同的思考与选择。“大政府，小社会”和“小政府，大社会”是两种基本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们都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特色。“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大政府”占据主要地位。其含义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组织机构的庞大，二是管理事务的庞杂。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统一集中领导，国务院机构总数曾多达81个，权力的集中导致了行政机构的膨胀。1957年，党中央开始放权和精简机构，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又实现了权力的重新收回。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党和国家由于庞杂的管理事务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个人、企业、各种社会组织所享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也越来越匮乏。但不能否定的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也迅速地恢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受苏联借鉴和战争年代所造成的影响，政府必须负起这一社会重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经济。在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邓小平主张对行政权力进行分权、放权，并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首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分权。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又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既有利于转换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方式，有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其次，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以放权。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实行民主管理，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再次，根据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精简机构，提高党和政府的工作朝气和效率。最后，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干部在录用、考核、交流、培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总体上来说，“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管理的现代化。
(二)社会管理体制的不同践行
所谓社会管理体制，指的是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组织结构、作用功能及其运作的一般过程及一般规律。它在整合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毛泽东邓小平采用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过于理想地看待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提出了赶超英美、建设“大”而“公”且“纯”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和愿望，过高地估计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在农村主要实行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毛泽东认为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他主张以公民所有制代替集体所有制，并认为这一过渡过程依地域不同可在短期或长期内全部完成。公社化的社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生产、劳动、管理和核算，公社位于生产队之上占据绝对地位，基层既没有管理的能力，也没有可供管理的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在城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并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严格限制社会成员在城乡之间、单位之间和不同职业身份之间的一切自由流动。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但它也严重束缚了社会自身和公民个人的发展，也影响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不同，邓小平主张加强管理制度化，通过权力下放和培育社会组织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邓小平一直认为制度问题是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首先，他强调管理工作必须权责明晰，建立健全责任制度和考核制度，“通过加强责任制，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其次，他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实施民主管理，建立健全社会监督制度。最后，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强调要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除了加强管理制度化以外，邓小平还提出了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思想。一是主张有计划、大胆地下放社会管理权力，改变以“国家—单位—个人”为主要特征的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格局，实行党政分开，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二是培育社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要求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群众的阶级力量，支持村民自治，用说理和讨论的办法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反对搞群众运动，以此来促进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维护社会稳定。
四、结语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两个进程。一方面，两者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宗旨和原则基础等。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有关社会管理思想原则的具体运用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它们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原则基础上，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持人民管理的原则等。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的不同，两者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上存在差异，在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模式与社会管理体制上有着不同的思考、选择与践行。总的来说，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和创新性地发展，不仅纠正了“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思想，还在继承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而是要辩证地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社会管理理念、目标、方式、手段、体制、机制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风险的应对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作者：曲美彩 孙世明 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