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20世纪中叶以来的思想洪流，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建构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脉，它们是21世纪的思想界无法回避的议题和理论旨趣。后现代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基本领域的争议与对话展现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思想空间，诸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双重情境，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面临的“二论背反”的难题等。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性研究的需要，更是其理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现代性;现代性;双重情境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6)01－0016－04
在20世纪末的一场国际学术交流会上，德里达提出过这样一种深邃的见解，即一个理论体系或理论构架能够不断地涌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够虚心接受批判，勇于改进自身，让自身的未来处于开放状态。［1］41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浪潮是当今学界难以回避的一种理论议题，这也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基本领域的争议与对话是值得理论学界深入思考的议题，对两者的碰撞进行哲学的反思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内在诉求。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后现代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有什么样的理论关联，以及在这种后现代主义视野下如何把握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性研究的需要，更是其理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和人文情怀
后现代主义“引起了许多领域中的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那些发生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转化或重大变化”［2］2。后现代主义备受关注，然而，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当今学界一个流行的但意义含混的语词。20世纪中叶，最初由西方的文艺批评家们开始使用，表示对任何规范艺术风格的主导构架的拒斥。在艺术与文学中，后现代主义尽力取消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和精英与世俗趣味的区别，它强调的是表面而非深度，是风格形式而非内容。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被一些有影响力的欧陆哲学家所采用，现代性一般被认为始于17世纪笛卡儿的工作。如果笛卡儿被看作是现代主义之父，那么后现代主义一般都拒绝笛卡儿的现代思想的主要特征。笛卡儿的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坚持纯理性的至上地位，对于知识的追寻应该独立于对实践的关怀，独立于传统的信仰和任何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后现代主义拒斥理性的至上地位;拒斥理性去追求普遍的确定的知识体系;拒绝哲学的体系化普遍化;主张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非理性和理性一样重要。后现代主义试图用叙述代替逻辑，因为它不认为意义可以被逻辑和语义的分析所决定。它否认单义性和线性，拒绝任何为文化提供理论基础的做法。后现代主义的主要阐发者包括德里达、罗蒂、利奥塔、莱维纳斯、福柯和德勒兹等，他们对现代主义关于意义、真理、客观性、理性和普遍性等观点的批判还没导致一种建设性的替代者，但是不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替代者可能是后现代主义自身主张的一种理念。从哲学层面看，后现代性思潮是对“现代性疾病”的哲学反思，是对西方传统理性哲学的一种叛逆。我们知道，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主体性是西方传统哲学兴起和发展的根基。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思维模式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在西方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理性过度膨胀”、“社会畸形发展”、“主体性过度张扬”，人被异化为人自身的某种对象化功能(理性)。人们盲目地崇拜主体、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以致形成了以理性至上和科学万能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意识的恶性膨胀。人们在肆无忌惮地享用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繁荣、高效、便利的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然而，又得困惑地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两极分化、核威胁，道德退化和人情冷漠等。于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纷纷把反思和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主体性为核心的传统哲学和现代性，使得他们的哲学思想呈现出浓厚的批判意识。透过这种批判意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人文精神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双重情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我们知道，后现代性思潮是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改革开放首要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上敞开了，一些新的理念、有价值的新思想才能被引入和吸收，才能对现代化的进程有深刻的认识。过去我们往往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这种制度下取得的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混为一体，统统给予排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认识变得更加客观更加理性，诸如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某种政治制度固有的属性，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从思想上开始慢慢接受了，在实践上也就可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所具备的理念也随之慢慢得到国人的认可和积极倡导，诸如公平交易、自由竞争、民主法治、效率创新等理念逐步引入和渗透到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以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人们所持有的传统观念往往与当下的社会情境矛盾重重，在持久的矛盾对抗、对话和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会放弃一些恪守的陈旧观念，激发和萌生一些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方法［3］1122。这促进了现代性和中国本土社会的有机融合。我们国家的独特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是一种双重情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对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很多机遇也会遭遇很大挑战。我们极力主张要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体系，追求经济的单向度增长才能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然而，政治建设、法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生态意识相对滞后，我们也同样遭遇到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现代性疾病”。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是对这一“现代性疾病”诊断和反思的重要理论成果。随着国内很多学者对后现代性思想和观念的研究与介绍，后现代主义在我国学术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的先声，必须直面后现代性问题。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建构，无法回避这样一种“双重情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既要具备现代性的视野，也要从后现代性思想中吸纳合理的思想成分，这样才能科学建构和发展其理论自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面临的这种双重情境，就要求这一理论本身必须具备强烈的开放性、可融性和自我批判性。回顾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改革开放初期，片面地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把现代化进程误解为GDP的不断高速增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也被这样一种理念支配，丧失了自我批判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随着经济的单向度迅猛发展，而相应的社会“配套装置”严重滞后，出现了严重的不配套不协调的现象。问题出现的初期，人们为GDP的猛涨欢呼雀跃，为切实的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所震撼，其他的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都被遮蔽了。但是随着现代化被单向度地推进，在实践层面上，之前积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逐渐暴露出来，诸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在理论层面上，人们也开始研究和评介后现代性思想，逐步自觉反思当下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现实弊端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冲击下，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身的开放性和批判性的内在品质。理论的这种优秀品质的自我觉醒，给社会传递巨大的正能量。我们国家认真总结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积极吸取教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尊重自然;注重生态保护;合理调节社会的不协调。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装置”也在不断改进，诸如市场的法制化、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等。这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化等重大领域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面临这样双重情境时，既具有现代性的视野，也能吸纳后现代性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深刻地展现出该理论的开放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优秀品质。有关人的论题是各种哲学思潮不可回避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也不例外，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我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努力的方向与动力，但是这种理念获得人类行为的普遍认可和强有力支持，还有待合理规导人类行为和增强理论的支持力量。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人与自然对立的状态，如弗朗西斯•培根所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以知识为力量去征服自然，驯服自然，将其看作是需要加工的对象。从自然中榨取的资源越多，对自然的征服力度越大，说明人类知识的力量越强大，现代化进程推进就越快。这样一种掠夺式的发展理念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人和自然都成为一种手段，一部实现现代化的巨型机器，西方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随着我国迈向工业化，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矛盾日益突出，以及现实的严峻性和理论的批判性，我们国家逐步认识到并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既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也顺应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也认识到人本身的重要性，即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敏锐洞察力，也是与后现代性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股思想力量的抗争与交融已经深深地渗透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创新，一方面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境界，另一方面更加合理、科学、高效地推进现代化进程。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后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创立时期，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批判，势必与现代性“遭遇”。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天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他们也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现代性的自觉认同，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是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这种暂时的必然是历史的暂时的必然，并非历史的绝对必然，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暂时必然，是一定阶段历史时期所处的生产力暂时发展的必然，并不是生产力发展最终的历史必然。［4］361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批判确立了根本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层矛盾的揭示和批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日趋矛盾僵化，与其相关的观念、见解和制度等也都会变得滞后并成为一种禁锢。［5］275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批评的同时，还揭露了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有创建的主张和有价值的思想。这也为后现代性思潮“诊断和反思”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性疾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由此不难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刻的后现代性意蕴。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特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其中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最为重要的，直到如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和人民大力发展现代化，虽然有过停滞与挫败，但总的来看，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实践成果并保持着快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这种持续的增长是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下保持的。这强有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也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强调感性、实践性，反对抽象理性、纯粹主体、体系化、绝对真理，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更加敏锐的思想前瞻性和预见性，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质，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丰富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四、在后现代的理论视野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趋势日剧增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社会环境风云变幻，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不断创新才能把握当今时代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面临和应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二重性情境，面临正在复兴的中国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冲击。当前，随着政治、经济等改革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该如何建构来应对这种重大转型，这些问题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供了动力源泉。势必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保持开放性、批判性、前瞻性和自觉的创新性，才能反映时代的先声和把握时代的脉搏，对现实发挥科学有效的洞察和指导作用。必须明确地确定合理的现代化目标，这是我们一切理论创新的落脚点。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现代化目标才是合理的，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才是顺应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一方面我们知道，现代性渗透到我们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犹如交织成一幅巨型图画，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背景，另一方面，如何反思这样一种“现代性笼罩”，如何揭示被遮蔽的东西。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现代性笼罩”，后现代主义思想为这种超越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吸取后现代性思想的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由其理论品质决定的。如果仅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成就斐然。然而，现代化应当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应当是整个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在西方社会，这种现代化系统的发展与它们自身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西方后现代性思潮是在对这种系统中的弊端进行“诊断和反思”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我们自戊戌变法以来就开始建构自身的现代化体系，几经周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断得到改进，西方后现代性思想涌入中国。西方后现代性思想是对西方自身的现代性系统反思的成果，而西方自身的现代性系统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理性的科学主义文化传统以及深厚的宗教情怀等作为背景，我们的现代性系统也有其特定的各种不同于西方的因素。那么如何解读与应用西方后现代性思想?如何建构我们的后现代性思想?如何审视西方的后现代性思想在我们国家现代性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哲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大课题，应该秉持开放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立足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深入把握自身现代化体系的实质，积极吸纳一些符合我们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后现代性思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时代背景，也是当前中国学术思想界进行建构和创新的重要理论背景。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构成一种“二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崇尚现代性就需要张扬理性、科学和主体性，这样就导致拒斥后现代性，另一方面，认可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就预示着对现代性的排斥。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二律背反”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交融的。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潮，有建构性的后现代性也有解构性的后现代性，总体上表现为对理性、科学性、客观性、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等一些现代性经典观念的解构，质疑任何体系化的理论架构和终极性根本性解释，强调世界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解构，并不是根本上否认理性、科学和主体性本身，而是质疑理性建构世界的方式或逻辑出发点，如对现代性的主体思维的二元结构的解构，对理性自身预设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永恒的确定性”的彻底否定，力图摆脱现代性的普遍模式对人的控制和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压制，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后现代性也是从现代性自身中滋生出来的对立面，他们有共同的“理论母体”，这为两者交互作用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律背反”难题的合理解决。要立足国情，深入把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互作用的实践和理论背景，确立合理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和目标，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和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个“发展”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度的增长，而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方式，蕴含多重维度，即协调性、可持续性、全面性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把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互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方式。正如格里芬谈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时说到的，中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各个领域学习、了解以及认识欧美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对其进行认真的反思和借鉴，避免现代化对当下社会和自然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与破坏。如果中国能够这样思考和实践的话，那么中国就是在践行“后现代化理念”。在这里强调得更多的是意识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的“后现代化”，作为思想理论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应该发挥科学性、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指导作用。
作者：梁旭辉 单位：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