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青上山下乡的“推力”
知青上山下乡“推力”是外力作用，主要是指那些主导知青上山下乡的思想、政策和组织行为等，尤其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具典型性。“推力”之一，革命领袖“再教育”思想的政治与理论权威号召力作为革命战争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具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毛泽东有着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首先是毛泽东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阶级性质所做出的判断，他认为，“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8]。知识分子包括知识青年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改变旧思想，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的根本途径。基于这种意识形态要求，要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毛泽东“考虑得更长远，通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来造就一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9]以此来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其次，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基本独立自主地摸索革命胜利之法和国家建设方针，使得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实践经验特别重视，但也逐渐滋生了对书本知识的轻视，并对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严厉批评，从思想上误导了广大干部群众对于书本知识和学校教育的认识。1968年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讲到：“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在这次会谈中他重点强调：“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0]，所以要走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第三，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11]，成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检验“文化大革命”能否坚持的一个标准。“推力”之二，执政党及其政府政策与组织的强力推进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大事是中共的组织优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上世纪50年代的自发探索，到全国有计划展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以及1973年和1978出现的两次重大转折，都与党和政府思路、政策措施的变化有关。一是在政策层面，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强调把农村作为安置知识青年的主要去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8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论证了再教育的范围、依据、方法和途径，强调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乃至全体中等学校学生、高年级小学生都是要接受再教育的群体。还是在1968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多个政策，在知识青年上学就业问题上，明确今后大学生只能从有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中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学；大专院校毕业生一般先当普通农民、工人，彻底打破了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12]。正常的上学、就业道路受到阻碍，城市和工业又无从安置大量青年，使得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别无其他选择，只能选择上山下乡这一实践路径，这是政策层面对知青上山下乡最大的一种“推动”，也是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的主要依据。二是在组织层面上，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加强对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和组织协调。三是通过采取召开知青上山下乡会议、制定相关工作计划、加强对知青上山下乡先进分子的表彰等措施，进行有目的的引导，保证运动的有序推进。“推力”之三，促进农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考虑大跃进之后，中共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过程中，合理分配劳动力资源，动员大批城镇职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当时“首先是充实粮食生产战线，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格控制”[13]。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也是受这种因素推动的。让知青到农村去，传播文化知识，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应该说是顺应了当时国情、加强农业的需要。“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知识分子来推动农业发展的愿望得到了延续，如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加强农业和培养接班人两个角度，也就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论证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要性。该社论讲到“农业要上去，农村要改变面貌，需大批知识青年把学到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同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实践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14]，但由于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低、文化生活贫乏等因素，这一愿望很难落到实处。
二、影响知青上山下乡“推力”与“拉力”的简单评析
借用人口流动研究领域的“推拉理论”，只是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从历史实践来看，不论是“拉力”还是“推力”，其实际情况都比较复杂，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推拉效果。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特别是人口流动现象，知青上山下乡与国民经济状况相关，受政治气候影响，体现着中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索。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解决就业、促进农业发展等因素，还是政治方面的“再教育”理论和组织实施，文化教育方面对学校教育的轻视，青年人对农村的复杂感情等多方面因素都影响着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展，使得上山下乡的推拉因素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会有地域差别，需要更为细致地把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如果说1968年的下放还有十分明显的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的话，那么，从70年代初起，随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以及新一轮经济冒进的出现，这种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动因基本消失”，出现了一面从城市大量下放知识青年，一面又从农村招收农民补充工厂劳动力短缺的“怪现象”[15]。可以说，此时各种推拉力都变成一种“合推力”，成为运动发展的消极因素，但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政治因素仍在起推动作用，政策组织方面的推动作用依然很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仍要继续，甚至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在各种推拉力基本消失的情况下，运动本身惯性还推动着最后一批知青的下放，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知青上山寝室管理论文下乡问题的最后解决。
作者：魏喆 刘进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