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体现在众多方面，创业者借助社会网络能够很好地整合创业中所需的生产资料、营销网络、政策资源以及管理战略、企业文化、创业成就感等各种硬性和软性的资源［2］，弥补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由于新进入者缺陷导致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劣势，并能够获得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3］，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因此，本研究认为:H1: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维度是广为采用的测量社会网络特征的尺度，结构性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关注的是网络的整体架构及结构模式，关系维度(网络强度和信任)则体现了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间关系性质和质量。一方面，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出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知识的量的多少，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背景差异性越大，越能为创业者提供丰富有效的信息、资源、机会和经验，在融资方式上也含有更多选择，通过网络中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更好地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更好的认识，并最终获得创业绩效的提高。另一方面，网络强度反映的是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信息的充裕程度，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密切，意味着越能够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和资源，同时能够加强情感密切、身份近似、职业相近和交往频繁的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支持，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成长;同时，信任和支持的关系则是个体积极变化的一个关键推动者［4］，与社会网络成员间信任的水平越高，就越能获得创业的情感支持［5］，获取不同的创业隐性信息、知识、资源，提升管理企业水平，并最终影响创业绩效。由此得出假设:H1a:社会网络规模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b: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c:社会网络信任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d:社会网络强度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业者乐观调节作用
近年来创业领域中关于情绪作用的研究激增［6］，相关研究发现情绪对支持创业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7］，且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事业的成功。乐观是创业者常见的积极情绪［8］，对创业者行为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网络的拓展［9］和创业绩效的提升也有重要影响。乐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是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或者消极的结果期待［10］，并最终导致积极或消极的行为，不同的乐观程度对创业者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将考察不同乐观程度的创业者在结网行为及其对创业绩效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参考已有学者对于乐观的定义，本文将乐观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具有积极正面性，将乐观程度(OptimismDegree)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的积极正面程度。根据研究需要，在此将乐观划分为三个程度即过分乐观，适度乐观，较为悲观，本研究将悲观看作是乐观的一种状态。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与悲观者相比，乐观的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更长久的友谊，以及在面对压力时更多的社会支持［11］。适度的乐观能够更好地联合和维系朋友的友谊，能够激发创业者的行为，产生接近和趋近倾向，积极拓展有用的技能和人际网络［12］，从而比悲观的个体拥有更为发达和亲密的社会网络，而更广阔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加强新创立企业同外部建立广泛的联系，疏通资源流动的渠道，进而获取资金、识别创业机会，增加获取创业资源、信息的机会及坚持创业的信念，而这与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息息相关，对于创业绩效的提高是非常有利的［13］。Carveretal．(2002)［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乐观的人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事件是因为他们比悲观的人更会发展更广阔的支持性社会网络，更会吸引潜在的关系伙伴和有用的社会网络节点。但过分乐观的创业者则可能高估自己，忽视网络中资源的有效性，阻碍其与他人广泛而有效地交往，其结果是减少了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能力，不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15］。因此，可以看出，乐观陷入某一拐点后具有向下趋势［16］［17］。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假设:H2: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a: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b: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概念模型中，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影响创业绩效，而创业者乐观起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
1．调研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采用深度访谈进行探索性研究，依托福建省YBC组织，并根据2011年6月18日《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选取10家小微企业创业者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梳理社会网络特性、创业绩效、创业者乐观间的关系，对问卷的语义及量表的设置进行修改。正式调查前，依托福建省YBC组织的协助，面向70位创业者进行了探测性调研，通过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删减并修正了部分问题，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正式样本调研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面向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YBC组织的创业者进行发放与填写，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528份，有效问卷409份，回收率81．23%，有效率77．46%。本次调研主要针对的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包括正在进行创业并准备建立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或已经参与小微企业的创立(并不要求是发起人，可以是参与者)，是已成立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总体上看，样本的分布情况比较广泛，具有一定代表性。
2．问卷评价及结果
首先，用SPSS20．0软件对测量题项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所有因子的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0．6，在可信区间内。其次，对测量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得出社会网络四个因子KMO值为0．632，Bartlett’s球形检验拒绝了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四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0．29%;同理得出，创业绩效两个因子的KMO值为0．767，两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8．63%;创业者乐观一个因子的KMO值为0．729，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4．73%。总体来看，整份测量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宜开展回归分析。其次，为了更好地了解问卷中创业者乐观水平，本文运用SPSS20．0进行了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调研样本创业者乐观的平均值在中等偏上，印证了以往研究中发现创业者具有较高的乐观水平的观点［15］［18］。3．假设检验及结论本文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多元层级回归分析，构建相关回归模型(见表4、表5、表6)。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分析过程的影响，研究选择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行业经验、创业经历、创业者父母是否创业、创业者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表4给出了控制变量对创业绩效回归的统计结果。一般认为，方差齐性检验显著值大于0．05视为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方差分析前提条件。而方差分析显著水平若低于0．05这一显著水平，则说明控制变量将对观测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表4显示，先前经验、父母是否创业等显著影响创业绩效水平，而创业者年龄、受教育水平变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大。表5给出了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及信任程度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验证，且T值分均高于1．96(在0．05显著性水平上)，说明影响显著，假设H1a、H1c、H1d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访谈案例可以说明，重视社会网络的作用，扩大社会网络规模，与网络成员建立信任关系并经常互动加强联系能更深入地将社会网络中提供的各种创业者资源、信息加以利用，确实可以提高创业绩效。而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H1b，得到部分验证，网络异质性与个人绩效相关系数为0．01，其T=1．24＜1．96，可见这条路径的T值不显著。为此，笔者又带着疑问访问了一些小微企业的创业者，以究其原因。在访问的过程中，一些创业者跟我们讲述了在其创业的过程中，个人绩效方面如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是否能够满足家庭需要等，与其社会网络中成员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情况没有太大的关系。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H1得证，但不完全是显著影响。表6显示了创业者乐观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影响。首先，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Ｒ21=0．413，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Ｒ22=0．435，Ｒ22明显大于Ｒ21(Ｒ2变化约为2．2%)，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a得到验证;社会网络关系、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Ｒ22=0．458，Ｒ22明显大于Ｒ21=0．431(Ｒ2变化约为2．5%)，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b得到验证，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同时，从表6可以看出创业者乐观负向调节着社会网络结构及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因为其标准化系数(－0．101，－0．031)均为负数，说明创业者乐观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以理论模型和样本数据为支撑，本文将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模型付诸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大部分社会网络维度对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明确各网络特征变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有利于为创业者的结网活动提供参考。小微企业创业者要积极结网，运用规模效应来拓宽沟通范围，同时与现有的网络节点深化关系，学会运用关系效应加强与社会网络成员的联系，提高交往密度，建立一个适应于创业发展的社会网络，最终使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以及结构维度得到协调发展，这是创业者进行社会网络治理的必要能力。(2)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创业者乐观的调节作用，且发现创业者乐观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通过明晰创业者乐观的调节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创业者调整自身的特征，进而改变其结网行为，并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乐观的调节作用基本是负向的调节，因为所调查的样本的乐观程度相对较高，而较高的乐观程度将导致一定的负向影响，印证了ＲobertA(2012)［26］的研究结果:高积极情绪的倾向性(DPA)会导致对创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创业乐观对于创业者积极投身于创业实践活动、拓宽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并最终促进创业绩效提升具有动力作用，但乐观并非一直是有利的。因此，在创业过程中管理自己的情绪，发挥适度乐观优势，消除悲观和过分乐观的障碍至关重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后续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研究模型的进一步拓展，引入中介变量，如目前的研究热点“创业学习”“创业能力”;第二，对创业者社会网络做更深入的研究，分析创业不同阶段社会网络的动态演化，探讨其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第三，用案例研究方法取代调查问卷法，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第四，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创业情绪管理组合策略，以促进小微企业创业者的健康发展。
作者：黄美娇 谢雅萍 单位：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