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深度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模仿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深度知识搜寻旨在通过对现有知识的重复利用，或是对各类知识源进行深度搜寻来强化已有的技术轨道，提高并增强其价值创造能力[16]。从知识转移和获取渠道来看，模仿创新是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引进、消化、吸收与再创新。通常情况下，显性的、编码化程度高的简单知识较易获得，而决定着技术升级核心内容的复杂知识和隐性知识则不会轻易与人分享，只有通过频繁地接触，且具备针对特定知识的吸收能力时，才能在重复的搜寻过程中获得。深度知识搜寻虽然没有进入新的技术轨迹或业务领域，但是对特定知识源的持续跟踪与重复搜寻有利于改善集群企业对特定知识的吸收能力[5]，促进企业间的深度合作和隐性知识的转移，而此类未编码的隐性知识通常是决定模仿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17]。其次，深度知识搜寻对特定知识源的持续追踪，有利于集群企业利用重复搜索的经验提高搜索效率，快速感知相关领域内专业知识与技术的细微变化，进而通过模仿和跟踪迅速实现产品更新与技术进步。上述推论得到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Katila和Ahu-ja关于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实证研究，Laursen和Salter关于英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均证明，在一定范围内，深度知识搜寻有助于改善创新绩效[3-4]。Hwang、Lee关于韩国ICT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深度知识搜寻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18]。由此，本文认为，深度知识搜寻对模仿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关研究表明，知识搜寻的策略选择与企业的知识积累密切相关。Sidhu、Commandeur认为[19]，受组织惯例和历史经验的影响，企业通常偏好搜寻与其知识基础较为接近的知识。Rosenkopf、Almeida强调知识搜寻的路径依赖特征[20]，认为企业往往根据其历史经验选择所搜寻的知识类型。Teece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指出[21]，知识积累具有连续性、累积性、系统性和排他性等特征，一旦某一项技术取得优势地位，就会进入不断自我强化和完善的发展轨道，并对其他类型的知识产生排斥效应。为此，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深，则集群企业越偏好深度知识搜寻。其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下通常形成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技术分工体系，集群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则其技术演进的轨道越明确，对特定知识的需求越强烈，从而需要通过深度知识搜寻增加特定领域的知识储备。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还将迫使集群企业不断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从而提高其技术转换成本，进一步强化其深度知识搜寻的动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深度知识搜寻正相关，深度知识搜寻与模仿创新正相关，深度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模仿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2宽度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自主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
自主创新需要较多的新想法、新知识来明确技术发展方向，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较宽的知识来源。宽度知识搜寻对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知识与信息的获取渠道来看，宽度知识搜寻涉及市场类、机构类、标准类、其他类等不同的知识来源[4]。知识类型的多样化拓宽了集群企业的知识基础，强化了知识体系的变异与重新组合[3]，有助于改善集群企业的知识创造能力，支持、互补或者增加企业内部研发能力，从而改善和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其次，宽度知识搜寻通过多种渠道搜寻外部知识，避免了对单一知识来源的过度依赖，更容易脱离被大家认可的常规知识去搜寻或实验全新的知识，有利于企业引入新技术或进入新市场，或是引入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新产品[18]。邬爱其、李生校的实证研究也证明[22]，全球搜寻宽度对集群企业产品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Laursen和Salte的研究表明[4]，知识搜寻受外部知识源丰富程度的影响，Cohen和Levinthal认为[23]，企业的知识搜寻活动受外部技术机会可获得性的影响。外部知识、技术和新想法越丰富，企业对特定知识的依赖程度越低，从而扩大了企业对宽度知识搜寻的需求。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固然有助于内外资企业信任关系的培育和对特定领域的知识利用，但过度专业化导致的高沉没成本和高转换成本有可能使企业失去可选择的替代技术路线，从而排斥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和知识共享，限制集群企业知识搜寻的范围和宽度[24]。相比较而言，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浅时，由于集群企业尚未与主导企业建立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较少，技术转换成本较低，较少受到主导企业的约束，从而有利于集群企业通过更多的海外客户和供应商不断拓展外部关系网络，扩大集群企业知识搜寻的范围和渠道，提高集群企业获取新知识和开辟新市场的成功机会。吴晓波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25]，企业外部知识来源的丰富性对宽度知识搜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此，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越浅，则集群企业越偏好宽度知识搜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宽度搜寻负相关，宽度知识搜寻与自主创新正相关，宽度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集群企业自主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3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由于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各变量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常用的联立方程和多元回归不能清晰地解释各变量间的路径关系，而结构方程不仅可以分析各潜变量间的路径关系，而且有能力在估计过程中说明测量误差。因此，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3.1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择绍兴纺织业集群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数据。绍兴纺织业集群包括绍兴轻纺集群、诸暨袜业集群和嵊州领带集群等三个全国百强集群，其纺织产品远销日本、中东、非洲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时间较早，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的区域性集群，较好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特征，能够满足本研究对数据样本的要求。在具体的样本选择上，本文选择从事出口业务超过2年并从事制造环节的集群企业。问卷收集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主要形式为上门访问，指导被调查者当场填答问卷并及时收回。此外，部分问卷通过东华大学MBA、EMBA学员及校友关系发放给被调查者，经其填写后在规定时间内寄回。被调研者主要为企业CEO或其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两种渠道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161份，剔除填答不全等无效问卷27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34份，有效回收率为33.5%。受访公司成立时间的分布大致呈正态分布，在公司中具有中高级职位的受访者占86%，89%的受访者是公司技术及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研究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考虑到本研究样本全部来自绍兴纺织业集群，为避免同一来源地有可能导致的共同方法变异，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即将问卷所有题项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的因子分析共析出5个因子，且第1个因子载荷量仅为23.036%，其余4个因子也没有明显差异，由此，可认为本文的数据采集方式并未产生明显的同源偏差。
3.2变量测量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集群创新的影响，用于变量测量的相关问题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馈及专家意见进行了调整，具体的测量指标详见表1。3.2.1全球价值链嵌入现有文献通常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三个维度测量本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26]。考虑到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浅，且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外资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尚未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和认知机制，因此，本文主要从结构维度出发测量集群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参考吴波、李生校的研究成果[27]，从外部网络密度和外部网络强度两个方面设计5个题项来进行测量。3.2.2知识搜寻策略关于知识搜寻的宽度及深度，Katila和Ahuja使用企业利用以前专利的次数和新专利所占的比重进行测量[3]，Laursen和Salter采用企业利用16种外部知识源的数量及程度进行测量[4]。由于专利利用未能涵盖知识搜寻的全貌[2]，而Laursen和Salter基于4大类(市场类、机构类、其他类和专业类)16种外部知识源的测量方法虽然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但其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与我国传统产业集群中本地企业知识搜寻的环境特征有较大差异，比如，部分知识源(咨询机构、商业实验室及研发企业等)在我国归属类别并不十分明确，部分知识源(环境标准、健康标准、技术标准、数据库等)在我国集群企业知识搜寻中则很少涉及，因此，上述两种测量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高忠仕基于知识搜寻渠道和知识搜寻数量的量表设计方法相对淡化了不同知识源在知识搜寻中的作用[28]，更好地体现了企业对知识宽度和知识深度的搜寻偏好，与本文的研究需要较为一致。因此，本文借鉴高忠仕的量表设计方法[29]，结合访谈获得的信息，从行业内部渠道、行业外部渠道、知识搜寻领域和知识搜寻数量四个方面设计题项来测量知识搜寻的宽度。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全球价值链下集群企业的知识搜寻行为，因此，在深度搜寻的量表设计中强调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客户的重要作用，采用特定搜寻通道、与国际客户建立合作关系、搜寻特定领域知识、强化原有知识积累4个题项测量知识搜寻深度。3.2.3创新类型借鉴Sergio的研究成果[29]，自主创新从创新内在性和率先性两个方面，用4个题项来测量。模仿创新从创新的被动性和快速性两个方面，用4个题项来测量。
3.3信度和效度分析
如表1所示，各因子的Cronbach'sα(介于0.715~0.877之间)和组合信度CR(介于0.802~0.896之间)，均大于0.70的临界值。此外，量表的平均萃取变异量AVE均大于0.50的阈值(介于0.506~0.633之间)。可见，所有量表具有足够的测量信度。本文用于变量测量的相关题项参考了已有研究成果，并根据预调研中的问题反馈及专家意见进行了调整，因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另外，本文检验了模型的建构效度。各指标载荷值均大于0.5，累计方差解释量达62.145%(见表2)，说明该度量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最后，如表1所示，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因子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总体来看，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效度。
3.4研究模型拟合指标
本研究用AMOS软件检验理论模型，模型拟合指标见表3。综合各项指标的判断，本文理论模型的整体模型适配度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3.5假设检验及结果
理论模式的验证结果见表4。表4显示，假设H1、假设H2、假设H3、假设H4都获得了验证。即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自主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H1)，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模仿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2)，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深度搜寻正相关，深度搜寻与模仿创新正相关，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深度搜寻影响了集群企业的模仿创新(假设H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广度搜寻负相关，广度搜寻与自主创新正相关，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广度搜寻影响了集群企业的自主创新(假设H4)，如图2所示。
4结论与讨论
目前从全球化视角展开的集群创新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集群创新的机理尚不清楚，有关集群创新的分类研究相对匮乏，相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亦未取得一致意见。为此，本研究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知识搜寻与集群企业创新类型的理论模型，以绍兴纺织业集群为实证对象进行检验。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知识搜寻理论引入集群创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知识角度阐明集群企业获取全球化资源提升创新能力的实现机理，打开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集群创新绩效的“黑箱”；二是，本研究基于集群创新的分类讨论证明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创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嵌入程度的差异对不同类型的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性悖论”产生的原因，丰富和发展了集群创新理论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自主创新负相关，与集群企业模仿创新正相关。(2)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宽度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自主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深度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模仿创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集群企业创新类型产生不同的影响。嵌入全球价值链强化了国际客户和本地企业的知识联系，推动了内外资企业间的互动与学习[30]，从而有助于集群企业通过模仿创新迅速实现技术进步。但是，全球价值链下的知识溢出主要是单向知识流动，集群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不足，很容易出现对模仿创新的过度偏好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路径依赖[31]。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有可能对集群企业的自主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从而阻断其升级进程，形成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要在全球化竞争中构建并保持竞争优势，集群企业不仅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下的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通过模仿创新迅速实现产品更新和技术进步，更要注重内部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育，深度挖掘产品及市场的发展潜力，为将来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其次，知识搜寻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集群企业创新类型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强化了集群企业与国际客户的联系，使集群企业更容易通过深度搜寻获取特定领域的知识，并通过跟随和模仿迅速实现技术进步。同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有可能形成集群企业和链主企业协同演化的技术轨道，不利于集群企业通过宽度搜寻获取多样化的市场信息及异质性知识，进而对自主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因此，集群企业应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嵌入阶段选择适宜的搜寻策略。当全球价值链嵌入较浅时，应通过宽度搜寻获取多样化的信息与异质性知识，改善和提升自主创新绩效；当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较深时，应通过深度知识搜寻促进关键性技术和复杂知识的转移，改进和提升模仿创新绩效。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文只从静态角度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集群企业创新的影响，未考虑各因素的动态变化，模型设计亦未考虑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交互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证结论的准确性。第二，本文选择的研究样本仅为长三角区域的纺织业集群，如果能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将能更好地揭示不同价值链类型对集群创新的影响。第三，本文在借鉴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改良了国内学者高忠仕的量表对知识搜寻进行测量，其准确性和权威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作者：王雷 姚洪心 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