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风范和民族面貌的集中展示，德国古典哲学可谓是德国民族精神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亦是德国哲学的一个黄金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哲学不只在理论体系上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更在现实的运用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主要特点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把人类各个领域的知识包揽在内，建立起了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结构上，都体现了一种超前的完整性与突破性，其中的突破性之一主要表现在实践哲学的变革上，或者说实践范畴的本质与所内含的人本价值有了重大的转向，即由一个伦理学范畴转向了一个哲学范畴。而推动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均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中对实践范畴的内涵做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使实践范畴在达到其伦理道德意蕴的最高点之后转向了其真正应有的现实性意蕴———人的生产劳动，从而将人的价值本质从传统的理性（逻各斯）之神中解放出来，凸显了其现实的感性的品质。然而，也正是受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所限，这一时期的实践哲学并未从根本上展现出其应有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其实践范畴内含的人本价值也就有着明显的抽象性与非完善性。
一、康德哲学中的实践范畴阐释
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大师，他既是其前西方哲学之流的汇集者，同时又是其后近代西方哲学的领航者，因为他实现了所谓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即建立了一种新的、主体论的思维方式，且这种主体论思维方式所阐释的一切问题归根结蒂是为着一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展开的，而这个问题又依次分为三个子问题，即：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为此，康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其中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解决“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标识了其实践理论实质上是在道德领域内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实践性质的界定，这种性质的界定其实就是关于理性的实践运用，即通过考察人在现实活动中的意志能力来判断是否存在先天的、纯粹的、无条件的实践的道德法则，因而本质上是对其古希腊哲学以来的实践范畴的这种道德诉求特征的进一步升华。
理性是康德建立批判哲学的基点，其批判的前提乃是将纯粹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其中对思辨理性的批判是要为自然立法，而对实践理性的批判则是要为自由立法，这也是康德的两大崇高原则———“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在理论上的深刻展现。其“头上的星空”是理性批判的主导，而其“内心的道德法则”乃是一种纯粹的实践原则，且是无条件的善的、自由的，只有在以这种法则为根据的意志支配下的人的活动才是真正实践的、体现人的本质的活动，它是人的本质的根据。也就是说，康德所推崇的实践并不是一般的人类活动，而是与绝对的自由相关联的“纯粹的”活动，它在本质上与自由、善是相通的，说到底，其实践范畴所指向的是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是理性规定意志并通过意志达到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建立一种普适性伦理的根本之所在，而其实践范畴的使用阀域也由此被牢牢地局限在了道德领域。应该说，康德为人的本质从而为其实践理性批判作了一种先天的预设，因而其实践范畴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具有某种先天性的纯粹的道德范畴，并且，就其所推崇的实践范畴的内涵来看，康德在实践主旨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特性，即寻求建立一种普适性的伦理，其实践之存在的意义乃是由于建立一种普适性的伦理秩序之所需，只是康德采取的是通过批判人的实践理性的方式来寻求人的实践本性，从而挖掘人类活动的善的可能性，为引导人们行为的普遍道德性立下依据。这是康德建立其普适性伦理体系的必然的逻辑结构。
事实上，从本质上来说，康德将理性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乃是展现了其关于人的价值之实现的应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思想，这在无形中推动了其后关于主体的人的哲学的凸显与发展，其所阐述的人自身的自由、善的思想给其后人的哲学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可以说，人是康德实践哲学及其整个批判哲学关注的中心，既是其出发点，亦是其最终的归宿。这种以人自身为主体的思想是不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人自身的思想的：后者只是将人作为一种与自然现象相对立的客观对象而使其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凸显人自身的存在，而前者则不只是将人自身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更是要从人自身出发去研究外在的一切，以人为中心，为人的价值性的存在寻找科学的依据。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的变革说到底是实现了以人自身为主导的主体论的变革，在这种主体论的变革中，他所要揭示的是人的自由的本质、人的真正存在。康德之所以会把人放在这样一个中心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口号的影响，把寻求人的、物质世界的和精神世界的真理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来探索人本身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而其为着善的实践所建立的自由意志理论，强调了人的自主选择性和自由意志的绝对善的特性，这既给近代的机械决定论以重大的冲击，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在实践活动中理应具有趋善性，因而建立普遍的善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这些乃是把握康德实践范畴人本价值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如前所述，康德的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承袭了古希腊时期实践哲学的特性———伦理性，即仍然局限在伦理道德领域，而尚未涉及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现实生产领域，因而其实践范畴仍然未能脱离理论性、理想性。在康德这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的，他并没有解决现象界与自在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现实的实践，而受其社会历史背景的约束，其实践哲学还远远不能达到这一步，因而其实践范畴也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合理的形态。同时，由于其实践哲学的着眼点不是人的一般的实践行为，而是一种须在特定条件即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才会出现的行为活动，是需要在现实的义务与自然倾向之间做出选择，因而其实践范畴是有限制性的，即它只不过是一个证明道德先天原则的形式概念。此外，由于康德把实践理性的无条件性与人本性的有条件性对立起来并使之相脱离，其实践范畴始终只是拘泥于人类内心的道德修养而已，这种实践范畴所蕴含的人的价值性终究是一种虚设，从而所折射出来的人的价值特性只在于其道德性，即人是一种道德性的存在物。
二、费希特哲学中的实践范畴阐释
在西方哲学史上，费希特哲学是承接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环节，他在大力发挥康德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全脱离自然的精神哲学体系。受康德先天知识哲学的影响，费希特亦非常重视对知识的探讨，他甚至把知识的问题看作是哲学本身，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识哲学，而支撑其知识哲学的一个关键范畴就是“自我”，其实践哲学就是建立在以这一范畴为根基的哲学原理基础上的。
费希特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经验的根据，但他不赞成唯物论把物质看作第一性、以“物自身”作为哲学的对象和出发点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物自身”纯粹是一种虚构。于是，他在反对唯物论的过程中更进一步地发挥了唯心论的主观特性，将一切他认为唯物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通过主观思维来解答，并利用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来明证：思维的本性用机械的自然观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而必须在自我中去寻找答案，即以自我为中心来揭示人类知识的根据，从而解答人的自由本质的问题。
事实上，费希特所谓自我不是别的、而是行动，它作为全部意识、全部经验的根据是绝对第一性的、绝对无条件的行动，它不是被他物所规定的意识事实，而是自行设定、自行产生和自行发展的自我行动。这种自我行动是由三个步骤构成的：第一步，自我设定自己本身———把自我看作自己自由活动的产物；第二步，自我设定非我———把整个经验世界都看作是自我自由活动的作品；第三步，非我与自我统一———达到自我与非我的融合。而在费希特看来，其中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的自我作用于非我、克服非我对自我的限制的行动即是“实践活动”，其限制非我的自我即是实践自我。当然，这种活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活动，而是自我规定和统一非我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乃是“一种‘实在的行动力量’，一种向外的活动的意向和努力，它表明自我具有无限的能力，不仅具有制定概念的能力，而且具有用概念以外的实在行动来表现这种概念的能力，即实在的、能动的创造存在的能力。”[1]576然而，尽管这种努力即实践活动是由自我的绝对设定活动所设定的，是一种无限的努力，但它在现存的感性世界里却并不能使实践自我与非我达到统一，因而人在尘世间可以有无限地追求美好世界的理想、追求人的自我实现和自身解放的愿望，但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是难以达到的。这样一来，其实践自我的实践活动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亦即其实践范畴的根本特征在于精神上的努力活动。所以，尽管费希特的整个实践哲学都围绕着自我即主体的人而展开，但其所谓的主体的人乃是一个超验的、非自然的精神个体，从而其实践范畴所内含的人本价值只是一种精神的臆想，完全脱离了人的真实存在，脱离了自由的现实基础。正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论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实践哲学的建立。三、黑格尔哲学中的实践范畴阐释被誉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是由康德所肇始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伟大继承者和推进者。在他这里，实践范畴的本质意义发生了重大 的变革，即第一次从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并使它具有了实践的基本含义———人的现实劳动，这是实践范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发现不仅揭开了人类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更为马克思实践哲学体系的建立打下了根基，从而引发了哲学历史使命的变革。然而，由于黑格尔同样没有走出理性主义的大门，他所建立的实践哲学及其实际范畴最终逃离不了精神的束缚，亦无法在现实中展现其本质力量，其实践范畴在推动人的价值性变革的同时亦保留了其客观的、现实的历史推动性。
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一切”，于是他从理性批判出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也是近代哲学史上最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绝对精神体系。在整个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中，自我认识共经历了三个阶段———主观精神阶段、客观精神阶段和绝对精神阶段。其中，第二阶段即自然界的产生、发展阶段所涉及的乃是现实的、客观的外在世界，而正是在这一阶段，黑格尔的实践范畴获得了使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客观基础———现实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而也为马克思实践理论埋下了根基。然而，黑格尔的实践思想与其前哲学家们所论述的实践思想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他这里，关于劳动的理论在本质上即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因而其实践范畴在本质上已是指劳动，是通过对劳动概念的论述来展现其现实意蕴，而不再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所以，这里的实践范畴已明显地具有了以下几方面的超前特征：
首先，实践已经是一种改变事物的途径或手段，是一种整合改造外在世界的客观的活动，在这种改造的过程中，实践是作为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与理论相统一的。这样一来，就不仅克服了康德的认识与实践不能统一的困境，还将实践看作是认识得以可能的根据，推动了能动的反映论的发展。由此，黑格尔也就将实践范畴正式地引入了认识论，抛开了其前实践范畴的伦理道德属性，使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哲学范畴。
其次，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等重要著作的相关论述中，已明确地将劳动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并且已意识到劳动在本质上即是改造自然界客体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实践已经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外在世界的劳动的性质，而由于劳动又具有促使主客体间不断转化的特性，从而使改造的结果与被改造的对象之间出现了差别。黑格尔将这种因劳动的作用而出现差别的现象称为对象的外化或对象化，亦即扬弃，且只有通过这种对象化或扬弃的过程才能促使人类意识的发展，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演变，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即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态）是人的本质的基本展现。可以说，这是黑格尔实践范畴的最大现实性意义。所以马克思曾评价：“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163这就是说，在黑格尔这里，实践范畴与展现人的本质的劳动是密切相联的，因而实践范畴已具有了真正的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价值。
再次，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黑格尔的实践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不仅促使人的认识不断趋近于真理，而且还是检验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而达到真理的标准。这就推动了实践范畴在人的认识达到真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实践高于理论，理论的发展有待于实践活动对既定事物的不断扬弃，从而推动了人的价值的不断展现、人的本质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具有不断地向真理趋近的特征，即概念自身要不断地与外在世界相统一，从而推动了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并从侧面上为实践范畴确立了现实基础。
应该说，实践范畴发展到黑格尔这里才首次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性的变革。同样有着追求自由的内在旨意，但黑格尔的实践范畴却一改传统实践范畴的伦理道德属性，将其与人的现实的未加预设的行为、劳动联系在一起，并给其以现实的外在世界作为基础，将其与理念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共同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种逻辑阐释的基础上，其实践范畴所蕴含的人的价值性既具有历史的理论意义，亦具有现实的革命意义———在理论上揭示了人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的缘由，在现实上推动了人们对人的活动的基础性地位的认可———从而为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实践范畴奠定了劳动的基础。
然而，尽管黑格尔的实践范畴没有一个预设的内在法则，但其整个哲学理论体系却有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预设———“绝对精神”。正是这种唯心的、主观的“绝对精神”决定了其哲学体系最终的非现实性、非科学性以及非革命性，即决定了其实践范畴的根本局限性———精神性，这就使得其实践范畴最终仍无法走进现实的社会历史领域展现其应有的价值。也就是说，由于种种前提的局限，黑格尔实践范畴所蕴含的人本价值必然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其一，人本价值之实现的主观性、精神性，或者说非现实性。因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在于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然而，由于“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163这种劳动只能推动思维逻辑的展开，而不能改变现实的人类社会面貌，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其二，由于只是局限在精神性领域，没有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展现，更没有看到市民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形成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等都是取决于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因而其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最终只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虚构。
其三，受绝对精神所限，其实践范畴所追求的人的价值的完善性所必需的绝对自由的实现亦是一种空洞的预设。因为通过实践活动而追求的人的自由只是绝对理念之思维逻辑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描述，而并未触及自由的现实社会基础，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个人及社会的真正的善。
总体来说，黑格尔的实践范畴所展现的人的价值的根本特征就是人的精神性，或者说其所折射出的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精神实践是人存在的根据。可见，只有卸掉这种精神性的逻辑前提，才能绽放人类劳动、绽放实践范畴的历史花环，才能展示和完善人的活动价值，而这项工作的完成只在马克思实践哲学那里才得以实现。
四、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实践范畴阐释
如果说黑格尔是第一个正式地将实践范畴与劳动范畴相联系的哲学家，那么费尔巴哈则是第一个将实践范畴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相联系的哲学家，而正是这一内在关系的衔接奠定了他在实践范畴发展史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变革性地位，因为他将实践范畴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牢笼中解救了出来，第一次使其成为了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
作为 1848 年革命前夕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代言人，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人本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从宗教和唯心主义的精神束缚下解放出来，乃是他的哲学的唯一目的。研究和批判宗教的目的，是为了人本身。所以，费尔巴哈也把他的理论称为‘人本学’”[3]325。人本学是费尔巴哈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其哲学理论主要是以“人”为中心而一步步展开的。可以说，正是在研究人及其与宗教的关系的过程中，费尔巴哈突破性地将人的现实的活动与实践联系起来，即既不再把实践看作是抽象的精神活动，也不再把实践看作是伦理、道德行为，而是看作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本身，即现实的、具体的生活活动。这些活动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人的自然属性的生理需要的活动，如吃和喝，“吃和喝是普通的、日常的活动，因而无数的人都不费精神、不费心思地去做……总之吃和喝是一件大家喜欢的必要工作”[4]488；一类是人与人之间日常琐碎的、基本的交往活动、意见交流活动以及小商小贩们的牟利活动。这两类活动有着共同的特性———生活性。也就是说，相比黑格尔对绝对精神世界的追捧，费尔巴哈更重视现实的、感性直观的世界，更强调人的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并由此进一步把人也看作是一种感性的存在物，认同人是为了直观世界而生的思想，感性、直观性也即作为费尔巴哈所谓实践活动的基本特性而贯穿于其整个哲学理论之中。费尔巴哈就是借用实践范畴这种特性来逐步地揭露宗教的本质，批判基督教对现实的个人的束缚，从而显现人作为人的应有价值，并将人的价值从虚幻的精神世界牵引到了现实的世俗世界。
然而，在长期远离现实社会群体生活的情况下，费尔巴哈所阐释的实践范畴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尽管费尔巴哈也已初步认识到了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具有意识等思维活动，即看到了人的独立性、独特性，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突破性和启发性。然而可惜的是，由于他将人的独特性的活动排除在了实践活动范畴之外，或者说，没有看到与这种内在活动相联系的人的外在活动的类属性、独特性，从而将实践活动看成了人与动物共有的自然生存所需要的活动（只不过人的自然生存活动的内容和范围要广阔一些罢了），继而掩埋了人作为一种特殊生命体的价值。
其次，费尔巴哈虽注意到了将理论范畴与实践范畴相结合，但却从根本上贬低实践，抬高理论。费尔巴哈认为“：一样东西，如果对于我来说并不具有理论意义，在我看来并不是理论或理性之中的本质，那么对于它，我就没有理论的根据，没有本质的根据。”[5]164并说：“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5]260。在他看来，理论使自然成为思考的对象，理论的直观或理论的活动才是人应追求的高尚的活动。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6]3
再次，也正是在贬低实践、抬高理论的基础上，费尔巴哈还认为由于犹太人是从自身利己主义的原则出发来付诸其实践活动的，因此，人若立足于实践来观察人同世界的关系则必然是卑劣的、不睦的。他在阐述犹太教中创造之意义时就曾指出：“如果人仅仅立足于实践的立场，并由此出发来观察世界，而使实践的立场成为理论的立场时，那他就跟自然不睦，使自然成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实践利己主义之最顺从的仆人。”[5]161即实践使自然成为了功利和效益的对象。这样看来，费尔巴哈的实践非但没有使得人的真正自然性和社会性体现出来，反而将人定格在自私自利的水平，从而歪曲了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可见，费尔巴哈的实践范畴在本质上只是对主体之外的一种直观，是把当下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形式视作了实践的总体，并把这种实践总体的特征理解为琐碎的生活、纯功利的行为，更具体来说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由此也就决定了其实践范畴内在的人本价值的非真实性与非完善性。他完全没有看到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性，没有看到人的这种活动对于推动人类历史演进的作用，没有看到人的一切价值的展现与升华正是由于这种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可以说，在这一点认识上，相比黑格尔，费尔巴哈却是退步的。总之，由于费尔巴哈对实践活动的纯自然属性的理解，从而最终只能将人局限在自然领域，这样一来，其实践范畴所折射出的人的价值特性在于人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而对于这种直观的、自然局限性的克服最终亦是在马克思实践范畴那里完成的。
五、小结
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中实践范畴的典型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哲学家们所阐述的实践范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人的不同层面的价值性，也就是说，实践内在地就是一个属人的范畴，只是其内含的人本价值的彰显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通过追溯历史，剖析不同属性和具有不同内涵的实践范畴所蕴含的人本价值的差异，既有利于清楚地揭示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内涵与其之间的异同，亦有利于科学地把握马克思实践范畴之所以具有伟大的科学性与变革性的缘由乃在于其所展现的人本价值的科学性与变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