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古典音乐的演出形式中，交响乐、室内乐等是人们非常熟知的演出形式。在阿多诺《音乐社会学导论》当中，第七章“指挥与管弦乐队”着重阐述了“指挥”所包含的音乐社会学的问题，并提出发人深思的论点。阿多诺在文章中有这样的阐述：“指挥家好像是在摆布乐队，但他的真正对象是听众。”“指挥”作为一种职业，目前已司空见惯，但我们是否深刻地思考过“指挥”在交响乐团、室内乐团、管弦乐队的演奏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呢？阿多诺认为，“指挥”这个角色是在交响乐团这个小社会团体中，扮演着象征“权力”与“权威”的角色。“指挥”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或是幻想，将自己的权威施加给乐队的演奏人员及台下的观众。不难理解的是，一场交响音乐会当中，不能没有“指挥”的存在。而“指挥”的根本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却发人深思。在一场交响音乐会中，“指挥”理所当然地得到演奏人员的尊敬，赢得观众们最热烈的掌声和最崇高的尊敬。而在音乐会的氛围中，“指挥”成为了整个“社会”当中的主导和绝对的领导者，在挥舞自己权力与权威的魔棒的同时，有时甚至忽略了自己的真正位置。
而在音乐的演奏当中，“指挥”往往将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想法、理解通过无比高尚的“权力”传达给演奏人员。有时在“指挥”与“乐队演奏员”之间的双方相互的关系中，“指挥”会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摆到一个凌驾于他人之上、掌控全局、无所不能的位置。从这一点出发，阿多诺认为，这种现象与社会中存在的“权力的拥有者”有相同之处。这不仅有违“音乐作品”在音乐会中应当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常理，更是对听众的一种玩弄。这种境地使得“指挥”完全处于表现自我、展示幻想、卖弄权威、将自己凌驾于演奏人员与听众，甚至是音乐作品本身之上的一种极为危险的境况。阿根廷指挥家、钢琴演奏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当今活跃在古典音乐乐坛的知名音乐家。在他的传记《生活在音乐中》一书中，也同样注意到了阿多诺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上文所提及的“指挥”与“权威者”的关系。他在《生活在音乐中》书中这样提到：“诠释者或演奏者永远无法顾及可能诠释的所有细节，在每一次的演奏中，他只能对它们取其一二。”显然，作为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和总监的巴伦博伊姆扮演着诠释者的身份。在这样的情况和前提下，如果我们用阿多诺批判“指挥”的角度来审视，那么对于“演奏人员”与“听众”来讲，这种“诠释”很有可能是强加给他们的。巴伦博伊姆为人和蔼，对待朋友友善，对待音乐的热忱更是无可挑剔。可是即便是这样，都难以避免权威的施加与被施予者被动接受的可能性。当乐团的演奏人员的演奏变成了职业性的服从，观众成为了被愚弄的对象，那么这种“指挥”者的权威便无可避免地扩散传播在交响乐音乐会演奏的大厅里。这是值得每一个音乐工作者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在众所周知的音乐概念中，“指挥”这个名词多数情况下被定义为一个具体的人物，例如赫伯特•冯•卡拉扬、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小泽征尔等知名的指挥家。
“指挥”是负责交响乐团日常排练、合奏的核心人物。一个交响乐团水准的好坏，演奏人员和指挥的共同努力是缺一不可的。交响乐团对作品的把握、作品演奏的速度快慢、音乐表情的处理、声部的强弱调整等诸多细节，都是来自“指挥”对于作品的理解。可见，“指挥”对于交响乐团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将“指挥”这个词不完全地理解成为一个人物，那么“指挥”这个名词，在音乐范畴内是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在交响乐团中，“指挥”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而一般情况下在小型室内乐的排练演奏中，“指挥”也是第一小提琴所履行的职责。即便是在其他形式的重奏演绎和排练过程中，“指挥”这个具象的人物，会在诠释音乐或是磨合排练的过程中，被参演的演奏员所发表的对作品的理解或是演绎方式的抽象概念轮番代替。由此可见，“指挥”可以在普通意义上理解成为一个具体的人物、一个具象的定义，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对音乐诠释的“抽象权力”。在阿多诺的文章中，对于“指挥”的“具象”和“抽象”两个方面意义做了不同的阐述。
文章不仅对普遍意义上理解的“指挥人物”做了阐述，同时也对“指挥”这个名词在音乐中所代表的“权威性”做出了深刻的论述。在交响乐团中，“指挥”是一个具象的人物，他是音乐当中权威的象征。而在音乐中，“指挥”有时是一个抽象的、不定的概念，是在对音乐把握和理解的前提下无条件地服从和履行。在这种条件和前提下，“指挥”便不再是大众普遍理解下的一个具象的人物了，而是音乐作品所带给人们的千变万化的、不可抗拒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演奏员对作品的理解，都将会是一种诠释音乐的“指挥”。
作者：李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