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系列原理和方法
评价张闻天在延安主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成效，不仅要看其所做的具体事务性工作，而且要看其在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从张闻天这一期间发表的著作来看，他提出了不少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原理和方法。一是系统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原理和方法。在《论青年的修养》一文中，张闻天首先肯定依靠群众实现党的理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指出领导群众绝非易事，不仅要求青年到群众中去，要为群众谋利益，要赢得群众信任，而且要善于使群众根据自身的经验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最后，他要求青年同志要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不但需要我们去教育，而且他们也教育我们”⑨。张闻天在《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一文中反复强调，群众工作并不单纯是为完成扩兵、征粮等任务而进行的动员群众的临时性工作，而是经常开展的关心群众要求、情绪、生活、利益的持久性工作。“党必须坚持教育全党同志，要善于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同他们打成一片，迅速的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经常关心与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⑩二是指出了民主原则的必要性和方法。张闻天在《论待人接物》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以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来代替思想上的强迫命令。”瑏瑡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教育的对象由于阶级、阶层、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要求等各异;其二，共产党虽是先进的政党，但党外也有能干的和有用的人才，与他们协商探讨，能够提高共产党的战斗力;其三，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或统制的结果是接受者反而不接受共产党的的主张。因而，张闻天指出，在思想教育方面，不仅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而且要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恶等限制。即使对待他人的错误与缺点，也不能随意“扣帽子”，而要采取“忠恕”的态度。“我们在共同商讨中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而不是教训式的;应该是从旁帮助，而不是‘越俎代庖’。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瑏瑢张闻天认为，即便是在党内理论教育过程中也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瑏瑣三是介绍了一些真实易懂的宣传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文章中，张闻天反复强调讲授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讲授的语言要通俗易懂，讲授的过程要符合人们认识规律，要遵循循序渐进和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其一，宣传的内容必须充实而不空洞;其二，宣传的语句应当简单、明了、清楚、透彻;其三，宣传的事实应当真实、生动、恳切而带有说服性;其四，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四是提出了构建宣传大系统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张闻天认为宣传鼓动工作并不是狭义的在固定的场所对特定的对象进行说教，而是要善于运用文化运动、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等途径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就文化运动来看，“文化运动实际上是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瑏瑥为此，张闻天指出党应当在各方面领导和组织文化运动，在大后方、在敌占区、在根据地内都应当依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发展文化运动。报纸、刊物、书籍等都“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瑏瑦，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随着现代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张闻天指出党还应当利用新科技来“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的工作”瑏瑧。同时，张闻天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发展，要有组织的配合，要在各类组织中都发展宣传鼓动工作，而这又首先决定于宣传鼓动工作干部的培养。“在目前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达到异常广大范围的情形之下，在各级党的组织之下，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应该经常对他们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质量。”瑏瑨除了上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外，张闻天还提出了以身作则原则、自学原则、定期解答方法等。他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总结写成文章，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党成立以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资源，而且其中不乏具有指导性的具体操作办法。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标志着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成熟”瑏瑩。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均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警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瑐瑠193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现势》收录了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一文，编译者称其为“中共军中第一论客”，并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游击战比他们领导的武装游击战更可怕。
二、注重实践教学，尽可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张闻天在延安主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期虽然殚精竭虑，功不可没，但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张闻天在这期间到底有没有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呢?我们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1940年1月，张闻天在《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一文中指出，党内的很大弱点是很多同志不去调查研究具体情况，而是根据马列主义教条和上级党部的决议，或根据自己主观愿望和自己的经验去制订工作计划，结果党的工作往往停滞不前。“为了党的工作的发展，必须把克服党的这个弱点当作党内的一个重大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使没有实际的同志多同实际接触，多去研究实际;使没有理论的同志多去研究理论，把握理论。这样来真正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为了使全党有更多的同志真能在各种环境中正确的去了解具体情况，真能根据具体情况来提出具体任务，并真能为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而奋斗。”瑐瑢当年2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指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瑐瑣从实际来看，马列学院多次邀请毛泽东前去做报告，并多次组织学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此外，马列学院还邀请一些有前线和大后方工作经验的同志前去做了报告。如周恩来的《国内外形势与大后方统一战线》，朱德的《形势与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彭德怀的《华北战场》，邓小平的《华北抗战形势与敌后根据地建设》，彭真的《关于晋察冀形势》，董必武的《关于大后方形势》，等等。这些都有效促进了学员对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考。从张闻天的工作思路和办学思路来看，张闻天是非常重视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历史地看，延安主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期，党内确实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弱点。关于这一点，胡乔木在肯定延安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时也指出:“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瑐瑤但客观地讲，这不能将这种倾向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张闻天。理由如下: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较长时期内，一直都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弱点。这种现象不论是在张闻天主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期还是其他同志主管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和1978年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指明的问题却惊人的相似:党内唯上唯书唯教条是瞻。事实证明，要想根本克服这一弱点，不是单纯靠“软”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就能克服，也不是单纯靠一个领导人或部分教育者的能力和魅力就能解决，而是需要整个社会和政权机关以及方方面面的配合才能逐步消除。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起来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理论与实际，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一个具有一般性，一个具有特殊性;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一个静态，一个动态。要想将两者结合起来，既需要实施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理论知识，又需要实施者具有对实际的洞察力和对实际的具体了解。无论是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还是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都非易事，再将两个不同属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更需要长时期的磨合和检验。一旦理论和实际不同步地变动，再加上思想的阻力和权力的掣肘等，两者的结合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至扎根延安之前，党内不少同志要么没有接受系统的理论教育的机会，要么没有多少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要想在短期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党内新老同志将所学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对少数人来讲比较容易做到，要想让大多数人在短时间内做到则不现实。三是实践教学的实施需要一定条件配合。将实践教学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是张闻天办学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实践教学既需要教学人员通晓理论和实际，也需教学人员与外界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此同时，还需要外界的鼎力支持和配合。如张闻天请毛泽东、周恩来等到马列学院做讲座，就起到了较好效果。但是，当时党内能够实施理论教学的人员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资历和经验也有限，就连马列学院的领导和教研人员大都是从学员中选拔出来的，“那时大都二十出头，王光伟稍年长些，也不到30岁。”
对这些教员来说，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组织较有效果的实践教学是有难度的，而当时延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学员众多，把实践教学的任务都压在党内有威望的领导人和张闻天这个延安主管身上也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张闻天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在他主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期间，党内又确实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弱点。张闻天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这一弱点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从发展的角度看，有责任。一是对理论学习的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需要。“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瑐瑦当年张闻天推行的理论学习主要是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传布马列主义的思想到全中国去”。因为马列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学习其他理论知识必备的方法和原则。然而，随着革命队伍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性的、群众性的政党，甚至发展成为可能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党员干部仅仅靠马列主义一般性的、抽象的、与中国实际不对应的理论去从事实际工作，显然会难以跟上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二是对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高度统一缺乏内在深刻理解。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是通过几个具体实例来阐释理论就可以完成的，需要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反反复复磨合才能完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瑐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要有更大的教育视野，更开放的教学形式，更务实的学习态度，就要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书本宣传，走近基层，走近实际，走近群众中，从实践中认识真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张闻天虽然一再强调理论与实际要结合，要走群众路线，但是对理论与实际的互动和互促没有达到毛泽东强调的现实高度，没有上升到工作作风和学风的高度。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矢”与中国实际“的”的关系认识不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张闻天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中国实际服务的，要“运用马列主义于具体环境中”，有时又认为要用中国实际来论证马列主义的真理性，即“着重于拿实际的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瑑瑠。可见，张闻天对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而同一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列主义是“矢”，中国革命是“的”，找马列主义这个“矢”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显然，这对改进全党思想无疑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摆脱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无疑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张闻天对“矢”与“的”关系认识不明确，导致张闻天本人及其被教育者对这“射”术都比较生疏。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去神府调查研究一段时期后曾反省说:“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着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
作者：覃采萍 王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