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利平等及其缺陷
作为福利主义的变种之一，福利平等认为平等理论关注的对象应该是福利，应该平等分配福利。福利可以被理解为偏好的满足、幸福或人的某些主观的生活感受。福利平等主张，人们在一生中所拥有的诸如福利、福祉以及效用等物品的数量应该是同样的，正义要求人们福利水平的平等化，“根据福利平等，直到物品的分配使每个人享有同等的福利，物品在人群中才是平等分配的”①。福利平等非常关注人们的福利水平的高低，其背后的根本理念是道德上重要的东西是福利的生产与公平的分配，福利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和重要性的东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德沃金对福利平等进行了最为详细的探讨。在他看来，福利平等“主张一种分配方案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进一步的转移资源再也无法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更加平等，此时这种方案就把人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②。德沃金将福利平等分为:作为成功的福利平等理论(successtheoriesofwelfare)、关于福利平等的感觉状态理论(conscious－statetheoriesofwelfare)以及客观的福利平等理论(objectivetheo-riesofwelfare)，其中前两种属于主观的福利平等理论。作为成功的福利平等理论，“假定一个人的福利就是他在实现其偏好、目标和抱负上的成功，因此成功的平等作为福利平等的一种形式，主张资源的分配和转移应当达到进一步的资源转移再也无法降低人们在这些成功方面的差异的程度为止”③。人们之间的偏好存在较大的差异，德沃金将偏好分为政治偏好、非个人偏好和个人偏好，其中政治偏好是关于国家等共同体应当如何把资源和机会分配给其他人的偏好。非个人偏好就是同其他事物而不是同自己或别人的生活相关的各种偏好，比如有人希望恐龙复活。个人偏好是同人自己的经历和境遇相关的偏好。德沃金反对作为成功的福利平等考虑政治偏好，因为有些人拥有种族歧视的偏好或者虐待他人的偏好，如果社会满足这些偏好，那么这是有违道德直觉的。德沃金也反对作为成功的福利平等考虑非个人偏好，因为有些人希望在火星上发现生命，根据福利平等，我们应该给予这个人更多的资源以使其能从事科学研究，然而这是较为荒谬的。仅考虑个人偏好的福利平等要求在分配能够使每个人的生活和处境的偏好得到满足的程度上，应尽可能使人们接近平等，在德沃金看来这种福利平等也是不合理的。客观的福利平等需要一个客观的检验标准来判断是否达到了福利平等，虽然它并不像其他福利平等那样依靠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而是依赖于一些评估福利水平的标准，但是它仍然依靠有争议的价值判断。④因此，客观的福利平等亦是不成立的。福利平等除了面临德沃金的强烈批判外，还面临着其他批判，有的直接挑战福利平等的概念本身，有的指出福利平等所带来的各种后果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第一，福利平等的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福利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和具有价值的东西。福利平等认为福利水平平等化的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事实上，在一个多元主义的社会中，人们在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并不存在一种能为所有人共同接受的善的生活理念。福利平等强加了一种善观念，与多元主义社会的事实背道而驰。第二，福利平等往往会带来有违道德直觉的后果。一方面，福利平等对昂贵嗜好进行的补偿，导致了福利平等在责任问题上的无能为力。比如A拥有某种昂贵嗜好，按照福利平等，它将对A的昂贵嗜好进行补偿。但是，这显然与人的道德直觉相背离，A应该对自己的昂贵嗜好承担责任。正如罗尔斯所言:“那些拥有较少昂贵嗜好的人在对他们生活中能够合理拥有的收入和财富期待的过程中已经调整了他们的喜好，因此，为了使那些缺乏远见和自律的人免受影响，拥有较少昂贵嗜好的人应该拥有更少的资源，这是不公正的。”①人们拥有对自身行为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道德预设之一。福利平等能否不补偿昂贵嗜好呢?在德沃金看来，如果福利平等不补偿昂贵嗜好，将违背福利平等的基本理念。例如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福利平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数量的财富，其中B开始自觉地培养一种昂贵嗜好。虽然对B的昂贵嗜好进行补贴有违道德常识，但是如果不补偿B的昂贵嗜好，在福利平等的框架内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补贴政策会阻碍人们尝试新的嗜好，“这最终会产生一个单调的、墨守陈规的、缺少想象力和吸引力的共同体”②。有些嗜好起初较为昂贵，然而正是由于一些人尝试后，该新奇的嗜好才逐渐变得流行起来。因此，福利平等必须补偿昂贵嗜好。另一方面，福利平等主张应该满足福利较差者的某些偏好，无论这会给福利较好者带来多大的福利损失和负担。但是，这极有可能带来无限制的资源转移，对有些严重残障者来说就是如此。譬如C意识清楚，全身瘫痪。依照福利平等理论，C的福利水平低于四肢健全者的福利水平，只要给他越来越多的资源，就可以提高其福利水平。然而，即使C拥有资源的数量超过其他人维持生命所需资源的数量，其福利水平仍然低于四肢健全者的福利水平，我们仍然需要继续转移资源，一直到上述情况出现时为止。依德沃金之见，我们并不能对C进行毫无限制的资源转移，这与人类社会资源总量的有限性是密切相关的。③在阿内逊看来，福利平等是个较差的理想，比如福利平等主张在严重残障者和非残障者之间进行资源转移，只要进一步的资源转移能够持续提高残障者的福利水平，无论提高的程度多么小，福利平等都会建议进行资源转移，以致到进一步的资源转移将不能提高严重残障者的福利水平为止。④在资源转移这一问题上，阿内逊与德沃金一样，认为不应当进行毫无限制的资源转移，在资源转移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原资源持有者的状况，又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状况。
二、以资源平等替代福利平等:罗尔斯与德沃金的努力
在罗尔斯和德沃金看来，福利平等在个人责任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可以用资源平等替代福利平等，从而为平等理论提供更为充分的解释。资源平等理论是一种具有多重含义的理论，罗尔斯和德沃金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对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负责，然而不应当对超出自身控制的环境因素所带来的结果负责。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何种资源应当被平等分配以及如何平等分配，因为资源所包括的内容多种多样，包括物质资源(比如土地、粮食等)、人的才能以及身体等，同时分配资源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罗尔斯关注的资源是“基本善”。依照罗尔斯的契约论，为达成各方普遍接受的正义原则，各方的代表身处“原初状态”之中，并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选择正义原则，这种设置使得人们不知道个人的财富、家庭、性别和社会地位等信息。既然无知之幕已经遮蔽了个人的特殊信息，那么人们依据什么东西选择正义原则?在罗尔斯那里，虽然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特殊信息，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人们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总是想拥有的，即“基本善”。基本善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基本善，它包括权利、自由、权力、机会、收入和财富，这些基本善受到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刻影响;另一种是自然基本善，它包括健康、理智和想象力，虽然这些基本善也受到社会基本结构的影响，但是它们主要是由自然所赋予的。⑤在罗尔斯看来，人们会依据基本善选择正义原则，人们在基本善的初始期望方面应该是平等的，所有社会基本善都应该平等分配，除非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不平等的分配才是正当的:一是在机会的公平平等情况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二是应该适合于处境最差者的最大利益。①罗尔斯的基本善观念面临着很多批判，很多学者认为其基本善的内容是任意的，并不能涵盖人们过一种良善生活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罗尔斯将其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基本善观念称为“善的弱理论”，他后来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提出了一种“善的强理论”，并扩展了基本善的内容:“(1)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其他自由。(2)在拥有各种各样机会的背景条件下的移居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3)拥有权威和责任的官职和职位之权力和特权。(4)收入和财富。(5)自尊的社会基础。”②鉴于福利平等的种种困境，罗尔斯在建构自己的平等理论的过程中，也试图避免福利平等所面临的困境，比如鉴于福利平等对责任的消解，罗尔斯主张人们应对自己的选择和偏好承担责任，认为一旦两个正义原则消除了由社会基本结构所造成的不平等之后，我们就应该允许由自愿选择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存在，人们应该对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负责。虽然罗尔斯的平等理论试图弥补福利平等在责任问题上的缺失，但是在德沃金等人看来罗尔斯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福利平等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消解了责任。为了能够更好地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之中，德沃金建构了一种不同于罗尔斯的平等理论的分配正义观念。德沃金对资源平等的理解不同于罗尔斯的理解，认为资源平等的要求在于“一个分配方案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进一步的资源转移再也无法使他们在总体资源份额上更加平等，这时这个方案就把人作为平等的人对待”③。资源平等的逻辑起点是公民享有的“平等的关心与尊重的权利”，平等关心和尊重每个公民是政府的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之一。资源平等的伦理基础是伦理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主要包括平等的重要性原则和特别的责任原则，这两个原则分别对应于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德沃金将资源分为人格资源(personalresources)和非人格资源(impersonalresources)，人格资源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力量和才能等，它是不能进行人际转移的。非人格资源包括土地、原材料、房屋以及现行法律制度为人提供的利用自己财产的机会等资源。④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是“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am-bition－sensitive，endowment－insensitive)⑤，该理论目标主张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源于人们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选择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是正当的，然而应该矫正禀赋等人们不应当为之承担责任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这一理论目标的实现机制是“假想的拍卖”和“虚拟保险市场”，其中假想的拍卖主要处理非人格资源方面的问题，虚拟的保险市场主要处理人格资源方面的问题。与罗尔斯一样，德沃金试图找寻一种能够使得运气因素归于无效的正义观，以解决由运气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然而，德沃金并不像罗尔斯那样认为所有的运气因素都是道德上任意的和专横的因素，而是将运气分为选项运气(optionluck)和原生运气(bruteluck)。对德沃金来说，人们应对选项运气的后果承担责任，由选项运气所带来的不平等是正当的，同时应该排除原生运气对分配的影响，虚拟保险市场可以把选项运气和原生运气联系起来，能够把发生某种风险的原生运气转化为选项运气。事实上，德沃金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之中，既试图化解福利平等和罗尔斯的平等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又试图抵御保守主义者对当代平等理论在个人责任问题上的诘难。
三、拯救福利平等的努力:阿内逊与柯亨的尝试
针对福利平等，除了上述所言的完全抛弃福利平等的尝试之外，有的政治哲学家试图修正福利平等，阿内逊和柯亨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分别提出了“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和“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理论”。阿内逊捍卫了分配的主观主义原则，并以福利作为正义的通货(thecurrencyofjustice)，认为“依照分配正义理论，衡量个人环境优劣的方式应当是在人们所处的环境中所能获得的福利或达到的福利水平，即正义的通货应当是福利”①。阿内逊持一种“控制性的责任观”，他并不同意个人始终对其最终目的或基本生活目标承担全部责任，认为应当补偿由超出人们控制范围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但是，由人们的自愿选择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不应当获得补偿，福利的机遇而不是福利本身，是与个人责任相关的因素。阿内逊在阐述其福利机遇的平等时，既批判了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的平等理论，又批判与修正了福利平等，认为福利机遇的平等是对分配平等理念最好的解释。在阿内逊看来，福利机遇平等背后的直觉理念是:“每个人都做出了影响自身生活前景的选择，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自身选择所带来的成本，这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至少当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一份公平的选项集时情况如此。”②那么何谓福利机遇的平等?我们需要界定“福利”以及“福利的机遇”这两个概念。在阿内逊看来，福利是偏好的满足，如果一个人的偏好被满足得越多，那么他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反之福利水平就越低。这种偏好是一种自利偏好，人们尽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实现利益的最大化。③同时，偏好是一种合理的偏好，是个人在拥有所有信息、心态平和的情况下，深思熟虑的结果。福利的机遇是如果一个人想要某个物品的话，那么他将得到它的机会。阿内逊主张用决策树来描述个人的福利机遇，这实际上类似于博弈论中的扩展型博弈模型。对一群人来说，如果人们在决策树上的最优选择的期望值、次优选择的期望值……N优选择的期望值是相同的，那么人们的决策树就是等价的。如果人们拥有有效等价的决策树，那么人们的福利机遇就是平等的。④人们在某个时间段上的福利机遇是否是平等的，主要是由他们在那个时间段上是否面临着有效等价的决策树决定的。如果人们在某个时间段上拥有福利机遇的平等，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平等源自他们的自愿选择，那么他们应该对这些不平等承担责任。如果人们拥有福利机遇的平等时，他们处境上的任何实际的福利不平等都是由其选择造成的，那么这些不平等并不属于福利机遇平等的调节范畴。柯亨认为虽然福利平等并不是一种合适的平等主义理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完全放弃福利平等，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来挽救福利平等。在柯亨看来，福利平等面临着很多批判，比如有人有歧视他人的嗜好，福利平等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嗜好，这是不正当的。从正义的立场来看，这些嗜好应该受到谴责。虽然这既挫败了福利主义，也挫败了福利平等，但是福利平等的支持者可以转而寻求非冒犯性嗜好的满足，这也意味着不需要从根本上放弃福利平等。⑤柯亨同意德沃金的福利平等并没有为平等主义的目的提供正确的解读这一观点，但是福利平等的故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支持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德沃金认为不应当补偿昂贵嗜好，柯亨认为我们应该对超出个人控制的不利进行补偿，主张对昂贵嗜好进行进一步的区分，认为德沃金对昂贵嗜好的看法过于简单化。在柯亨看来，根据人们对昂贵嗜好的形成是否具有控制力，可以把昂贵嗜好分为非自愿的昂贵嗜好和自愿的昂贵嗜好。对柯亨来说，平等主义者有很好的理由不去资助那种有意培养的昂贵嗜好，这也意味着必须拒绝福利平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接受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因为资源平等既错误地拒绝了补偿非自愿的昂贵嗜好，也不是因为正确的理由而拒绝补偿自愿的昂贵嗜好。何谓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我们需要界定“利益”以及“可获得性”这两个概念。虽然福利机遇的平等优越于福利平等，但是柯亨并不认同它。在柯亨看来，平等主义理论应该消除非自愿的不利，也就是受害者不应对之承担责任的不利。虽然福利机遇的平等消除了非自愿的福利不足，但是福利不足仅仅是不利的表现之一，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不利。利益的范围要比福利更加宽泛，包括福利在内。任何增强了人们的福利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增强了人们的利益，反之则不成立，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矫正了福利机遇的平等所不敏感的那种不平等。比如人们通常不把较少的个人能力看作机遇的缺乏，无论一个人是否强壮、聪明抑或软弱、愚蠢，人们的机遇通常被视为同样的。但是，平等主义者应该关注个人能力的缺失，因为它降低了人们对有价值东西的可获得性，即使这种能力的缺失没有减少人们获得有价值的东西的机遇。但是，利益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柯亨说他并不能说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够。可获得的是指“当且仅当一个人确实有获得某物的机遇和能力时，他对他不具有的那个东西才享有可获得性”①。柯亨试图通过利益观念将福利平等与资源平等结合在一起，建构一种范围更加广泛的平等理论，其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范围比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都要广泛。
四、评价与启示
在探讨了对福利平等的替代与修正之后，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努力成功吗?能从根本上替代或拯救福利平等吗?实际上，无论是通过完全抛弃福利平等而建构的替代性理论，还是通过修正福利平等而构建的平等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困境。首先，虽然罗尔斯的平等理论试图弥补福利平等在责任问题上的缺失，但是罗尔斯的努力是不成功的:一方面，罗尔斯认为在一种良序社会中，“最不利者是指拥有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②。即罗尔斯以收入这一“社会基本善”为标准来界定处境最差者，但是，这种判断标准是不合理的。如果差别原则只是以社会基本善作为判断处境最差者的标准，那么它就会使自然基本善的缺乏者不属于处境最差者的范围，将会导致残障者并不处于补偿的范围之内。如果罗尔斯要使其平等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那么他必须将因先天残障等自然基本善而属于处境最差者的人纳入补偿的范围;另一方面，差别原则与福利平等一样，仍然会对昂贵嗜好进行补偿，因为罗尔斯在补偿处境最差者时并没有关注不平等的根源，这有可能补偿了由个人选择所带来的不平等。比如一个人拥有昂贵嗜好，这个人从同等数量的资源中所获得的福利少于缺乏昂贵嗜好的人所拥有的福利，这两个人就不处于平等的地位。依照差别原则，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应该补偿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可见，差别原则与福利平等存在同样的困境。其次，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德沃金并没有成功地将平等与责任结合在一起。譬如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敏于抱负”已经消解了“钝于禀赋”。一方面，在资源平等理论中，“选择”和“环境”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德沃金主张人们应当对由选择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负责，不应当对由环境因素带来的不平等负责。然而，德沃金对选择和环境所进行的区分并不充分，人们做出的某些选择受到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如果让人们对深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选择所带来的不平等负责，即“敏于抱负”，那么这就有违“钝于禀赋”;另一方面，德沃金的人们应当对自己的昂贵嗜好承担责任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嗜好的昂贵与否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昂贵嗜好包括“自愿的昂贵嗜好”与“非自愿的昂贵嗜好”。一个人是否应当对自己的昂贵嗜好负责，关键在于辨别其昂贵嗜好的“昂贵性”源自何处，譬如人们不应当对那些非自愿的昂贵嗜好负责。德沃金恰恰忽视了昂贵嗜好的“昂贵性”的来源问题，仅仅认为人们应当对自己的昂贵嗜好承担责任，如果昂贵嗜好的昂贵性源自德沃金所说的原生运气，那么这就有违“钝于禀赋”。事实上，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敏于抱负”消解了“钝于禀赋”，人们的选择往往受到原生运气因素的影响。③可见，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之间缺乏自洽性，德沃金并没有成功地调和平等与责任。最后，由于柯亨的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理论还在发展中，利益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他说自己并不能说清楚，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不够，所以我们暂时难以对其进行评价。相反，我们可以明确发现阿内逊的福利机遇平等理论存在多方面的困境。其一，托马斯·克瑞斯蒂安(ThomasChristiano)和卡斯帕·李普特－拉斯穆森(KasperLippert－Ｒasmussen)指出了福利机遇平等存在的困境。克瑞斯蒂安从两个方面批判了福利机遇的平等:一方面，阿内逊从福利平等过渡到福利机遇的平等太快了，福利机遇的平等并不能只是建立在对福利平等的批判上，它的基础过于脆弱;另一方面，在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中，福利和机会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张力，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是一种根基不稳的平等理论，它并不能建立在阿内逊所说的基础上，人们也不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去为其辩护。如果有人打算这样做，那么他就在福利和自由这两个彼此相互反对并指向不同方向的原则之间扯上了一段不幸的婚姻。①在拉斯穆森看来，福利机遇的平等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果，不是坏的充分条件;福利机遇的不平等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果，是坏的充分条件。易言之，福利机遇的平等不是对平等主义的合适阐释。②其二，在多元主义社会中，福利在评价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并不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福利并不像阿内逊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具有内在重要性的东西。在阿内逊看来，虽然福利主义面临着很多批判，但是人们往往侧重于对福利主义的主观主义解释。为了回应这种批判，阿内逊主张我们可以对福利采取一种客观主义的解释，有些东西是人们良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们缺乏这些东西，那么人们并不能真正过上一种良善的生活，无论人们的偏好满足水平是怎么样的。③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阿内逊的这种回应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它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难题。比如何种东西对人们过一种良善生活来说是必需的呢?除了一些维持生命的必需的物质资源，在多元主义社会中，人们并不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一致的观点。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价值，各种价值之间是不能进行通约的，福利并不是像阿内逊认为的那样是具有唯一重要性的东西。可见，阿内逊的福利是唯一重要的和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这一观点有违价值多元论，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阿内逊一定要摒弃价值多元论，然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其三，阿内逊对福利进行的客观主义解释既有可能侵犯个人的权利，也有可能变成资源平等，易言之，阿内逊并没有成功回应德沃金对客观的福利平等的批判。在德沃金看来，有的客观的福利平等假定一个人的福利在于他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范围就非常广泛，包括物质资源以及人的体力、智力、教育与各种机会。如果从狭义上理解，那么它只包括人们最看重的东西。比如有两个人，只要他们有同等的财富、身体健康、智力健全，都有良好的教育，那么他们都获得了同样的福利水平。这种客观的福利平等并未承认个人对自己的福利水平的评价，而是根据其持有的资源份额评价其福利水平的大小，换言之，这种客观的福利平等只要求人们在一些资源上达到平等，其他的不平等并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可见，这种客观的福利平等理论已经成为资源平等理论。④鉴于阿内逊本身对资源平等持批判态度，阿内逊并不接受这种结果。但是，阿内逊必须对客观主义的福利观与资源平等之间的差异进行说明，否则其并不能成功地回应德沃金的批判。以上我们探讨了罗尔斯、德沃金和阿内逊等人通过对福利平等的批判或发展而建构的平等理论的困境。那么，福利平等理论本身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何启示意义呢?实际上，虽然福利平等本身存在一些缺陷，福利平等较一些平等理论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中国要践行福利平等理念，目前还为时尚早。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保障水平，一个社会实行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应当超越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因此要实行福利平等理念，必须以丰裕的物质资源作为坚强的后盾，并有成熟的福利分配制度。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且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实行福利平等的条件尚不成熟。以后时机成熟、在某些方面实行福利平等理念时，我们必须注意如何避免目前西方福利国家所存在的一些“奖懒惩勤”的“福利病”。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福利国家出现了很多弊端，如浪费纳税人的财产，削弱了人们对自己和家庭的责任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劳而获，造成人们对国家“福利依赖”。同时，在西方的某些福利国家中，公民即便遇到失业、残障、疾病和年老等问题时，仍能过上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有可能使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和主动进取的精神，影响经济发展，最终有损国家的竞争力。因此，欧美的一些福利国家不得不收缩福利开支，原有的福利模式开始撤退。在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教训。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行福利平等理念时关注不平等的根源问题，关注人们因何处于较差的境地，从而培养负责任的、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公民。如果有些人因为先天残障或自然灾害而处于不利境地，那么这些人就应该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如果有些人因为懒惰、赌博、酗酒或吸毒等因素而处于较差的境地，那么这些人就不应该获得补偿，否则这些人就转嫁了本应当承担的责任。因为人们拥有对自身行为带来的结果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道德预设之一。虽然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差异过大、覆盖面过于狭窄、社会保障水平低、管理分散、多头管理等等，甚至可以说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能产生福利病的那种社会保障水平相比，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易言之，当前我国还没有得西方那种福利病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逐步推进社会保障建设时应该未雨绸缪，避免得福利病，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在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重公平和正义，强化管理，健全监督机制，让那些真正处于不利境地的人获得一定的补助，而不是让那些本不应当获得补贴的人攫取本来已不足的社会福利。综上，当今很多政治哲学家对福利平等基本上都持批判的态度，有些政治哲学家打算完全抛弃福利平等，并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平等理论，有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完全抛弃福利平等，而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实际上，对福利平等的批评或者修正已经成为很多政治哲学家在建构自己的平等理论时的理论起点。无论是通过抛弃福利平等而建构的替代性理论，还是通过修正福利平等而建构的平等理论，都存在着很多困境，并没有成功地在平等理论中纳入责任的考虑。虽然如此，这些重要的尝试对建构一种更加可行的平等理论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作者：高景柱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