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余年,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的层面,包括从苏联解体到东欧国家的政权更迭,一系列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以及从东亚到欧美的两次金融危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广泛的变动,这是人类在和平时期罕见的历史发展。许多理论家都试图进行总结,考虑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前景,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其中一些人过于乐观地看待西方主导体制的某些胜利,甚至认为世界历史在终极形态上趋于终结,即最终止于自由民主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在过去数十年里,他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关于历史终结的观点,同时又随着形势的变化对于新保守主义观点进行了某些调整,其思想影响相当大。鉴于近年世界局势的发展,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评论福山的政治哲学观点。
一、社会发展普遍史的理论前提
冷战结束改变了二战以后美苏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也引起了关于世界历史未来的诸多思考。
1989年夏天,福山即在美国《国家利益》(第16期)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提出了西方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此论立即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1992年,他在总结各种批评意见的基础上,把《历史的终结》一文整理扩展,写成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全面地总结和论述了他的这个历史终结论,也把政治哲学的讨论转向了历史哲学的视野。
福山花很多篇幅讨论历史哲学,他的历史理论以他分析整个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为背景。
他从思想和现实层面肯定了历史发展存在普遍性。在他看来,古代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历史发展的理论,但他们主张历史循环观。基督教思想家则提出了普遍史的问题,但所揭示的普遍史还不是真正的普遍史,因为它不是把“历史的终结”放到现实世界,而是放到天国世界。
福山强调,真正最早尝试写普遍史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在1784年的《来自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世界普遍史观念》一文中提出,历史应该存在一个尽头。也就是说,历史有一个蕴藏在人目前的潜意识中并且使整个历史具有意义的终极目标,这个终点就是实现人类自由。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是大自然给人类提出的一个最大的难题。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具体完成了普遍史的构建。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康德编写一部世界普遍史的主张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相当具体。他说:“世界的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普遍史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人人获得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将此归纳为一句名言:“东方国家发现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发现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我们发现所有人都是自由的。”②尽管如此,黑格尔所构建的普遍史理论仍然不是完美无缺的。
福山认为,黑格尔的普遍史理论在他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从内容和方法上基本上都来源于黑格尔,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认为人类终结于自由国家,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关于人类普遍史的理论并未绝迹。俄裔法国哲学家柯椰夫在解释黑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普遍均质的国家”的想法。这在福山看来是不公正地解释了黑格尔的普遍历史观,而且其正确性在现实层面得到了验证。这被福山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同道。
福山在此总结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普遍史的主要观点,即认为人类历史终结于某种状况。大致说来,可以把普遍史的观点分为幻想的和现实的两大类。世界主要宗教所描绘的普遍史大多属于幻想的,比如基督教的千年盛世,宗教对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大多是与现实世界之悲惨和痛苦相对比而出现的,透过现世的种种不幸和苦难,信教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这是一种虚幻的普遍史。还有相当一些是声称为现实的普遍史,即总结现实世界的发展趋势,认为人类历史最终止于某个理想的状态,或者是财产公有,或者是归于人的普遍自由。但是,这些现实的普遍史并不一定就不是乌托邦。
最典型的是黑格尔的普遍史观,其实是建立在客观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绝对精神主导了从自然到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最终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因此,当黑格尔说“世界的历史不过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时,作为其背后进步动力的仍然是绝对精神。假如这个绝对精神本身并不存在,或者并无历史的根据可证明其存在,则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普遍史理论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也失为一种幻想。因此,关于人类普遍史的论述无法建立在黑格尔这样的客观唯心论的基础之上。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观中汲取理论依据,以此来构建其历史终结论,其思想前提显然是有缺陷的。
就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而言,许多社会是从奴役转向自由,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普遍的历史趋势。因此,有许多理论家便把普遍史建立在这种观察之上,将普遍自由的实现当作普遍史的核心原则。但是,能否由此来概括人类历史的终结,同样是成问题的。从普遍受奴役到部分受奴役,再到普遍自由,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致趋势,但是,从普遍自由的实现推论出历史的终结,这当中存在理论和逻辑上的重大跳跃。无论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还是在实际形态的意义上称人类历史的终结,都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的界定。普遍自由的实现并不等于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本身还会继续发展,社会还会有进步,发展还会有曲折,甚至是社会形态本身也还会有变化。历史终结了就停滞了,就没有竞争和进步了,即使是政治形态的终结也是如此。任何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无论是千年盛世还是止于自由民主,都缺少动态的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对历史的长期预测如果建立在某种抽象概括的层面,就难
以避免其乌托邦的成分。
历史终结与历史发展的方向性也不是一回事。福山经常以历史发展的方向性来证明历史的终结,这同样在理论上存在缺陷。比如,他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积累的历史知识来说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倘若我们仔细观察所有人类社会行为,惟一被明确公认累积的并且有方向性的历史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史。……科学对自然的认识,既不是循环的,也不是没有规律的。人类不会周期性地回到同一个愚昧状态,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也不会受到人类反复无常的左右。人类可以自由地选择研究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的科学,可以公开地按照自己的好恶来应用研究结果,而无论是独裁者还是议会都无力抗拒自然法则,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这样做。”①通过总结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福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论点。(1)“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是朝着一个惟一的、一贯的方向发展的”,②也就是说,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发展造成了一种带方向性的历史,带来了某种跨民族和文化的统一的社会。(2)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都是不可逆转的,无法逆转才使得历史发展具有方向性。(3)计划经济的失败已显得不可避免,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看来都接受了发达工业化的经济逻辑。“以技术推动的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通过高度的经济竞争与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迫使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自由。实践证明,在实现完全的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时,只此一条而别无其他道路可走。”③经济现代化的驱动使得人们只能选择这条通向自由之道,而不是其他。福山对此信心十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世界各国的体制向普遍的方向迈进。无论是第一和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出现了建立在自由经济原则之上的普遍的消费至上的文化。先进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创造出的惊人生产力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具有巨大的同化力,使之能够通过创造一个全球市场,把世界上各个社会物理地联结起来,并在许多不同社会中创造出一个平行的经济模式和常规。“这个世界的魅力不断为参加到其中的所有人类社会开创一个非常强大的理想的制度,而这种参与的成功则需要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磁带录像机的最后胜利。”④的确,计划经济在微观层面缺少创新和生产的活力,其官僚强制控制的性质导致长期低效率、巨大的浪费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因而才有绝大多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实施经济改革,转向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自由市场经济是完美无缺的。福山过于乐观地预见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彻底胜利,并未看到其在宏观控制上有可能出现的周期性的问题,包括金融危机。
在福山看来,科学技术和自由经济体制的进步促成历史向一个方向发展,而促成历史趋向自由民主的动力则是人们所谓“获得认可的欲望”。由此可以解释自由民主制度何以成为人们不懈追求的惟一政治理想。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贯穿于整个自由民主以前的社会中,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主人或奴隶获得认可的欲望。在这种前自由民主社会或贵族政治社会中,对得不到充分认可的不满情绪构成了促使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然而,推动历史前进的却不是主人及其战斗精神,而是奴隶和奴隶的劳动。奴隶虽然最初接受了自己的奴隶地位,但却对自己从来不满意,奴隶仍然拥有精神,拥有一种对自己价值和尊严的意识,以及对超越奴隶生活的欲望。其精神既表现为对自己的劳动驾驭自然几乎没有价值的物质并将之加工成带有自己印记的物品的能力感到自豪,也表现在对自由的向往,在奴隶的价值和尊严没有获得其他人认可之前的漫长过程中,他的精神使他一直在想像做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的抽象可能性。因此,正是这种奴隶对获得认可的持久不衰的欲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获得认可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历史,“这种方法对观察当代世界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启发性。
迄今为止,我们这些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非常习惯于当前那些把所有动机归结为经济原因的现象,我们的个人理解力如此资产阶级化,以至于我们经常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政治生活是完全非经济的。
……‘为获得认可而斗争’是一种和政治哲学有同样长历史的概念,意指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如果目前我们对这个词汇很陌生,只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在过去400年中成功地经济化了。然而,不论在苏联、东欧、南非、亚洲、拉丁美洲,还是在美国本国,‘为获得认可而斗争’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并成为当代争取自由权利运动的基础。”①“人类历史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寻求一种满足主人和奴隶双方互相平等地获得认可的欲望的方法。历史正以一种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秩序的胜利而终结。”②福山的历史观的基础正是这种主人和奴隶为了相互平等地实现认可而进行的斗争,最终是这一肯定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取得胜利。
福山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世界历史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后历史”部分,一个是历史部分。在“后历史”世界,虽然还存在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但“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轴心是经济,过去的强权政治规则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些国家各自的民族主义已经与自由主义和平共处并且日益局限于私人生活的范围,而“经济合理性将侵蚀主权的许多传统特征,把市场和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统一起来。”③此时,和平的基础不是各个大国之间具有共同的合法性原则,而是来自民主制度所具有的特定性质及其满足人们获得认可的欲望的能力。似乎是呼应康德数百年前提出的永久和平理论所描绘的全部民主共和国才能构筑持续的世界和平的观点,福山预期未来的“后历史”世界,所有民主国家面临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比如促进竞争和技术创新,处理国内和对外赤字,保持充分就业,解决严重的环境问题。所以,在“后历史”世界,舒适的自我保存欲望超越了为名誉拼死而战的欲望,普遍的理性认可取代了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
由此可见,福山花费许多篇幅论证的历史发展的方向性,只是说明有些历史形态和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灭亡以及自由民主制度会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关于“获得认可的欲望”推动人们争取自由,反抗奴役,这是人们实现普遍自由的心理基础。但是,这同样不能证明历史的终结,这里不必用黑格尔的语言来概括所谓历史的终点。尤其是福山所论述的“后历史”部分,其实与我们所看到的以前理想主义者关于乌托邦的论述并无多少差别。诸如还存在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但民主国家主要是处理经济问题,普遍的理性认可取代了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似乎在“后历史”部分,政治体制性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所说的“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问题所取代的说法,基本类似,尽管处理竞争本身也存在对人的管理的因素。其实,仔细追究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人的管理永远是社会的主要任务,即使人们觉悟很高,很理性,但人的私欲和满足私欲的努力经常需要社会的协调,否则仍然难以避免利益的冲突,甚至酿成社会悲剧。民主政治解决的是谁当统治者和如何统治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并不等于就不再需要处理人的关系问题了,最典型的任务是少数人的利益如何得到照顾,以及协调不同社群人们的要求和利益,等等。甚至所谓的经济问题,也无法完全与政治分开。今天美国和欧洲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在其后面是政治问题,欧洲主权债务甚至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根本政治问题。
二、自由民主制度的合法性意义
那么我们要问:提出这种历史终结论的意义究竟何在?福山指出,历史终结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一种可以取代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其他社会形态?宗教或极端民族主义是否会卷土重来?自由民主本身究竟是好是坏?能否肯定成功的民主社会可以永远地维持下去?在尖锐的国内矛盾面前,自由民主制度往往成为牺牲品,这会不会因此而动摇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地位?福山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体制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还是仅代表了当前居于强势地位的文化暂时的成功。福山自己则充满信心地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普遍的意义,世界将趋同于这一制度。“人类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制度,从君主和贵族制到宗教、神权政治,再到本世纪的法西斯和极权主义专政,但只有自由民主这种制度才维系到20世纪的终点。”①
福山认为,合法性原则是一个政权、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如果民众开始怀疑强权所依赖的神话或者强权国家的领导者在寻求合法性时遭遇困难,政权就会面临合法性的危机。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在处理危机时的失误常常是其垮台的导火线。福山总结了历史上一些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比如,法西斯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它的统治依靠的是权力而不是权威,这仅在其中坚力量中具有合法性,其意识形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因而最终失败了。苏联式体制的失败在于“缺少自由”。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则是惟一合法的政治制度,它承认个人权利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自由,保障了所有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而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福山相当乐观地总结道:“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出现了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制度的合法化的了不起的共识。”“自由民主制可能是‘人类的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②这个历史的终结就是全世界都趋向于接受自由民主的制度。福山认为,20世纪早期的残酷现实,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20世纪上半期人们对于世界向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这与19世纪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乐观主义态度形成了巨大的对比。“20世纪最清醒、最有思想的人也不敢断言,世界正在朝着我们西方认为是正确并人道的政治制度,即自由民主制度方向发展。”③
在福山看来,这种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悲观看法,被自198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的发展所冲破,西方对自由民主制度恢复了乐观的态度。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给了人们重新思考“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它为什么会战胜其他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面对普遍的民主化浪潮,福山十分乐观地预言自由民主制度取得最后胜利,从而终结历史。“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④福山承认,这并不是说当今西方国家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他强调,这些问题乃是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即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而不是原则本身的缺陷。
福山看到了通往自由民主道路的艰难,“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没有在世界内普及,或者一旦实行后便可稳定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与国家之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和谐。”⑤总结近年实行民主化实践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许多专制和权威的体制都被民主体制所取代,但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实践却存在相当的缺陷,还不够成熟。对此,福山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人民是一直存在的有善恶观的道德共同体,而国家则是按照一定政治目标建立起来的。存在于人民当中的民族或种族意识、宗教、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及其所产生的思维方式,以及创造健康的公民社会的能力的文化,都可能成为妨碍民主进程的因素。因此,为了实现民主,人民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民主价值观,形成包含民主价值的公民文化。而包含某种“工作精神”的民族文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力,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某种相似的民族意识形态体系。由于工业现代化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文化也会通过影响经济发展从而间接地影响到自由民主制度的实现。由此可见,福山实际上认为,包含某种“工作精神”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培育、创造包含民主价值的公民文化,都是促使自由民主制度普遍确立的重要因素。福山在此看到了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可以孤立实现的,需要社会的文化、经济体制包括市场机制的支撑。
回首往事,人们因为错误地估计了专制制度自我存续的能力即强国的生存能力,因而很难发现它面临的深刻危机。“自由民主国家被人们看做是弱国,它因为需要保障一定范围的个人权利而明显地削弱了国家的权力。与此相反,专制制度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曾寻求使用国家权力去剥夺公民的私人领域,并对其进行控制,以达到不同的目的:或是扩充军事力量,或是推行平均主义的社会秩序,或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个人自由支配的领域所失去的权利,只能在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得到弥补。”
福山试图回答人们为何错误地高估专制或权威制度的存续能力的原因,即在一定的时期内通过以国家权力剥夺公民的私人领域、侵犯公民权利来延续自身,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却是无法持久的。“这些强国最有可能被摧毁的致命弱点,是其政治制度不具有合法性,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危机。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是正确,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们主观理解之中的相对概念。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能有效运行都必须以某种合法性原则为基础。”①
应该说,福山看到了合法性作为政权和制度稳定的根本要素之重要性。历史上一些制度因为没有解决好合法性问题,因而也许曾经生存甚至兴盛过一段时间,但却不能持久。合法性虽是存在于人们理解中的相对概念,但仍然关系到体制的存续之根本。马克斯·韦伯总结出三种著名的合法性来源,即传统的、合理的和神权的(魅力领袖的)。但是,福山认为,这些标准实际上扩展了合法性的概念,因而在应用于像纳粹德国和前苏联这样的政权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②大概在运用于前现代的制度时,韦伯的标准可以把许多体制都归结为合法的。但是,到了现时代,这种标准会受到质疑。最严重的例子之一是法西斯主义。“一种专政的合法性可以来自不同的渠道,有豢养的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也有为其执政权辩护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阴谋,是企图建立一个连续的、右翼的、非民主的并且不平等的合法性原则,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由于法西斯否认共同人道的存在以及人权的平等,因而它不像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样是一种普遍的说教。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始终认为合法性的终极源是种族或民族,特别是像日耳曼那样的统治民族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力。权力和意志高于理智和平等,权力和意志是统治的资本。纳粹所信奉的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必须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冲突才能得到肯定,因此,战争是必然的,否则就不正常。”③
福山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述来表明,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才能够长期延续统治的合法性。而法西斯主义虽然曾经对德国人和世界上的许多人有过很大的感召力,但是,其军国主义的本性和不可避免性把灾难带给各国人民,同时也通过种族主义而宣扬日耳曼人是优等民族,其他人都是“劣等民族”,其合法性是建立在统治世界的许诺之上的。结果,还没有等到从道义上考验这种合法性,法西斯主义就被军事上的失败所摧毁。“法西斯主义一直受到这样一个内在矛盾的困扰:由于法西斯主义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和战争,便必然会与国际体系发生自我毁灭式的冲突,结果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法西斯主义就一直构不成自由民主制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对手。”④在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以后,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相当一批右翼的军人统治的政权,从拉丁美洲、南欧到东南亚,这些军人政权大多局限于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且它们的主要弱点是其合法性缺乏一种看似有理的长期基础。“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民权的原理,并且以各种借口认为他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或因为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或因为过去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的失败。每个人都不得不把自己说成是一种暂时过渡的政体,最终等待民主的回归。”①
原则上承认民主和人权,又以种种借口拒绝实施政治民主,诸如为了抵抗强大的外部敌人,或者是本国人民缺少民主素质之类的理由,这种做法确实维持过几十年的统治,但最终都不能持久。福山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法性的内在源泉,最终都无法抗拒自由民主的制度。“强权政府不管是建立在一党制、军人集团基础上,还是基于个人独裁,那些能维系其内部政治凝聚力的思想都已经涣散。
缺乏合法性的权威意味着一俟某个独裁政府面临某些方面的政策失败,该制度就无法求助于更高级的原则。有人把合法性比喻为一种现金储备,所有政府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有鼎盛时期和低潮阶段,而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才能在危机时刻动用它的现金储备。”②也就是说,面对危机,合法性才显出其无比的重要性。福山分析道,右翼专制国家的致命弱点表现在它对公民社会控制的软弱无力上,其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或创造社会秩序方面还不如被其推翻的民主政体。“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一旦教育水平提高,更繁荣而实现小康后,就更难以驾驭。强权政府都是在危机出现时倒台的,每当我们回想起这些事实,社会就越来越不容忍军事统治。”与此形成对比,左翼专制政府试图通过控制整个公民社会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控制其公民的思想。“但是,要保持这一制度的纯正,必须实行一种连统治者自己也会受到威胁的恐怖。这种恐怖一旦有所松懈,就会立即出现退化进程,此期间国家会对公民社会的某些关键部分失去控制。”③最重要的是它对信仰体系的失控,由于计划经济在促进民生发展上的不成功,国家便没有能力阻止其公民对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恰恰是前苏联东欧的体制垮台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些威权体制失败的原因还包括无法克服政治接班的危机。由于缺少公认的权力交接规则,在争取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某些野心家总会以彻底改革为口号来推翻整个制度。前苏联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参与政权斗争的个人或集团,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并不重要,原因在于接班过程逐渐趋向于通过揭露旧制度不可避免的滥用来诋毁它的声誉。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更向往民主思想,得到了解放并且很快就挣脱了那些计划先进行有限改革的人的控制。”④福山在总结了威权体制失败的原因后强调,专制主义在当前面临的危机并不一定都导致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但是,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决定其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管理时,可供选择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即除了自由民主制度以外,几乎别无他途可选。“我们所看到的胜利不是如此多的自由行为,而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即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自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而且除了人民主权之外,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合法性原则。各种形式的君主制在本世纪来临之际就已经大面积塌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作为迄今为止自由民主制度的主要政敌,二者都已名誉扫地。如果苏联(或其跟随者)没有实现民主制度,如果秘鲁和菲律宾又重新捡起某种形式的专制主义,那也只是民主暂时让位于只代表俄罗斯人、秘鲁人和菲律宾人的军人或官僚。即使是非民主人士,也不得不言必称民主,以便证实他们是民主主义这个惟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的衍生物。”⑤作为自由民主制度最顽强的捍卫者,福山坚信,各国在实施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曲折、反复甚至局部的倒退,但这一最终发展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所有其他的政治体制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福山坚信历史之终结,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这一点被一些人认为是过于乐观,也不符合人类社会总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原理。福山本人则说明,他所说的历史终结只是指政治形态不会再变,而不是说历史本身就到此终结了。但是,即使在此意义上,目前的世界离全部归结为自由民主制度还相当远,而且各国会否全部归结为西方那种自由民主制度,同样是一个疑问。当然,福山坚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向。自冷战于1980年代末结束以来,不仅东方世界经历了众多国家和地区民主化的洗礼,其中不乏艰难曲折,甚至局部的倒退,而西方世界本身也并不一切太平。尤其是2008年前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揭露出来的以希腊主权债务为标志的欧洲债务危机,显示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社会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其政府也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对此,人们不断地质疑福山所预言和坚信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最后政府形式的信念之可信性。
福山本人并不否认西方社会存在各种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变革和调整。近年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他本人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也有所变化。他曾对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1997年起活跃于“美国新世纪专案”这一智囊团,并曾签署文件建议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也支持美国严惩本·拉登基地组织;但到了2003年,他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并认为新保守主义一味以武力推行美国价值,将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他开始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保持距离,不赞成其公开诉诸武力和单边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取向。2006年2月,福山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评论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认为美国需要的外交政策不是回到狭隘的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关于新保守主义,他也认为,“有关美国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关系,现在需要的是新观念,它既不是新保守主义,也不是现实主义———这个新观念保留了有关人权普遍性的新保守主义观念,但去除了它有关美国的力量和霸权在实现这些目标上的功效之幻想。”①到2008年大选时,福山公开表示其支持奥巴马的态度,与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有所区别。
福山所阐述的“现实的威尔逊主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淡化反恐的军事色彩,认为军事手段太单一,要采取多种手段来赢得中东世界的民心。在福山看来,对美国自身安全的真正威胁是少数伊斯兰激进分子,而不是植根于中东矛盾中的大规模冲突。二是放弃“单边主义”,谨慎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更容易取得合法性和同盟的支持,强调公共外交、国际机制、美国的“软实力”。三是美国动用自身力量维护世界民主的决心不能动摇,只是不能通过武力向外推行民主,应更多依靠发展当地经济解决贫困和自由市场来实现民主。其实,早在论述历史终结论时,福山就注意到政权内部的革新和理性的力量之重要性,他注意到前苏联体制内部种种固步自封的因素是导致其政权瓦解的原因,也不像很多新保守主义者那样认为美国由于在冷战中采取扩军备战的政策才赢得了胜利。所以,福山更注重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和民主变革,而不是迷信武力和强行推行民主。他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克服国际争端的基础,这是美国外交决策者所最应当重视的。②
在提出历史终结论以后20年,福山仍然坚信,自由民主是最终的政府形式。2009年,他在回答美国和其他国家记者就其《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表20周年进行的访谈中,一再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即自由民主是最终的政府形式,从总体上说仍是正确的。当然现在还存在其他一些形式,例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专制主义。但是福山强调,他不认为很多人确信这样的文明形式胜过欧洲、美国、日本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文明形式。民主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更高程度的富裕生活和个人自由。“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是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或者资本主义是否毫无问题。毕竟我们因为没有管理的市场的失败而陷入当今巨大的全球经济衰退。真正的问题是过去20年里是否出现了挑战它的其他管理形式。答案仍然是没有。”福山回忆上述文章是在1988年或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写的。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觉得,对西方文明采取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可怕的20世纪如种族屠杀、古拉格、世界大战等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实际上,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积极趋势,如在曾经是独裁专制的地方实现了民主,萨缪尔·亨廷顿称之为‘第三波’。它开始于1970年代的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实现了民主。后来,除了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实现了独裁政权的终结。接着是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开放。此外,民主取代了韩国和台湾的专制政权。20年后,民主国家从1970年代初期的80个发展到现在的130个或者140个。当然,从那以后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今天我们看到民主的消退。在有些重要的国家如俄国还出现了反复。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和拉美其他民粹主义政权的出现,以及恶心的不讲法治的专制政权的复辟。显然,朝向民主的洪流在浩浩荡荡地前进,虽然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弹,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趋势不是朝向民主。”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福山观点的全貌,即他看到民主化过程中的曲折和局部倒退,也认识到西方金融危机等事件带来的社会管理上的问题,但他仍然强调,还是没有其他的政府治理形式来取代自由民主的制度。自由民主制度仍然是世界各国政府形式的最终选择,当然,这并不表示其自身不需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进行某些调整和改革。
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由民主制度对于合法性的普遍意义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于怎样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完全以西方现有的制度为范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和完美无缺的,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的过程中。允许自由民主制度具有不同的形式,进行不同方式的尝试,通过竞争而促进其本身的进步。以历史终结论来看待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容易使之固化、僵化。面对民主制度已经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正视其不完善之处,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才是积极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