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异常丰富，而且创新性极强，挖掘、整理和阐释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资源，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成为一条必然的创新之路。由此，作者立足于马克思的文献，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文献，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来源、形成过程和理论框架，全景式地考察了这一思想体系的相关知识，为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主权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和以往任何经典作家一样，马克思学说的魅力在于他的思想拥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经典的阐释方法被概括为“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但依本书作者看来，上述方法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弊病。作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现实化的研究路径，即采取“六经注我”式的思维方式，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其根本价值取向，虽积极主动且高歌猛进，但忽视了马克思哲学早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母胎和学术渊源，功利性的倾向与创造性的发挥杂糅了太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与其说是一种“创新”实为一种误读;二是学院化的研究路径，其表现形式为一是国内的“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口号，二是透过西方现代解释学来解读马克思。作者认为，上述两种方式虽试图通过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来找到创新马克思哲学的创新路径，但这种高度学院化的“解马”尝试不仅造成了与真实马克思形象“断裂”的危险，而且也丧失了马克思思想的现实关怀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究竟何在?作者提出，要回到“原生态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意味着要将上述两种方法交叉融合、综合处理，一方面将马克思本人还原到相应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中去，细细爬梳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学术来源、思想方法和分析框架;另一方面要准确定位马克思学说本身的价值立场，作者认为，马克思本人终身奋斗的事业是“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说话”，他的学术魅力、人格魅力与价值魅力构成了研究马克思哲学活的灵魂。在这一情形下，作者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力图以“劳动哲学本体论”、“劳动人道主义”来恢复和还原平民化的、“草根性”的马克思哲学基本面貌，以“六经注我”的精神来解决中国现实诸多难题，从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基本目标。以上是对宫敬才教授《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一书的简要勾勒，通过这一勾勒不仅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另一画面，同时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该著的某些观点未必都能得到读者的赞同，但正如赵家祥教授对此书的评价:“只有通过刻苦钻职称论文研，深入探讨并独立提出自己见解的著作，才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
作者：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