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教育的主力军
革命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学习，离不开政策的执行；边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离不开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应用。然而，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文化十分落后，百分之九十都是文盲。吴玉章说这里是“文化的荒漠”。怎样把文化知识普及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成为摆在共产党面前的大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办学校是联络全国最紧要的东西，是与其他一切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4]指明了在边区发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知识青年由于具备自身优势，自然而然成为发展国家教育的主力军。他们多担当教员，认真教学，以客观环境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作为出发点，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在学校教育方面：积极改进公办普通小学教育，增加与实践联系比较密切的珠算和应用文等教材，给学生讲授植棉、防治病虫害等新的农业科学知识。此外，还发展以民办公助为主的农村小学教育事业。在社会教育方面：创办夜校、午校、半日学校、识字班、冬学、读报组、识字组等，实行轮回教育、家庭教育、挨户教育，鼓励子教母、夫教妻、民教民等。知识青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1944年11月，边区各类型的民办小学已达500余所。在社会教育方面，1937年冬边区仅有冬学600所，入学学生10000人，到了1944年，仅三边地区就创办各种冬学461处，参加冬学人数达6292人。到1944年11月，边区共有读报识字组3339处，夜校、半日校230处，参加学习人数达40000余人。“先锋作用”顾名思义，就是先于别人“动员起来”。面对日寇肆虐，知识青年首先觉醒，他们来到宝塔山下学习真理，践行真理。困难并没有把他们压倒，反而造就他们成为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发挥自身优势，为革命事业贡献着不可替代的力量。而延安时期知识青年的先锋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架起了连接党与群众的一座桥梁，把占有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唤醒并使其参与到革命的战争中。毛泽东说，革命需要枪炮，更需要能指挥的灵枪炮的理论思想。知识青年恰恰就是学习、践行和传播马列主义的媒介。毛泽东说：我们要有枪杆子和笔杆子，知识青年就是党的笔杆子。《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激情；大生产运动中总有“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生产战线长又长”的欢歌笑语；《毕业上前线》、《送郎上前线》、《游击队员之歌》等文艺作品成为动员参军参战的良方；《延安颂》、《黄河颂》、《我们在太行山上》成为更多有志之士奔赴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指路明灯。一言以蔽之：延安时期知识青年无愧于先锋称号！
二“、取经路上有磨难”
诚然，知识青年在圣地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毛泽东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然而，辉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迈向辉煌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有磨难，有坎坷，甚至有错误。1.教条主义错误延安时期的知识青年，不少来自有产阶级家庭，加之没有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深刻认识，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很多青年对王明脱离实际而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倍加赞赏，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才算是知识，理论家就是读马列主义书籍最多的人。他们不去领会马列主义的真谛，而是迷恋教条主义的吹嘘，他们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能够用来指导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看作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现成秘方。这导致当时一些学生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得很熟，却解释不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2.文艺要为谁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1]251这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然而，初到延安的许多文艺学者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对工人农民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54因此，不少早期的作品如《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并没有受到欢迎。毛泽东曾批评，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这说明文艺界最初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3.青年主义偏向青年运动一旦脱离了党的引导，离开了革命的需要这个风向，片面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和个别要求，就易产生青年主义偏向这种“邪火”。1939—1941年，陕甘宁边区困难重重。知识青年本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力量对付敌人和天灾，但是一些地方的青救会和青年干部却脱离党的中心任务，孤立地去搞青年的组织生活、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等，名之曰“青年化”。忙于生产的青年农民经常被城里闲情逸致的青年学生拉去开会、唱歌、跳舞、做游戏。更有些青救会过分提出“保护青年利益，反对家庭压迫”的口号，引起青年和家庭诸多矛盾。再者，有些青救会为了突出青年的作用，把广大青年从各条战线上抽出来，独立组织活动，导致与其他部门关系紧张。这样，实际上把青年运动不适当地孤立于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之外了，不仅阻碍了青年先锋作用的发挥，而且妨碍了党领导下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
三、“姜子牙的杏黄旗”
克服磨难，修正错误的过程固然有知识青年的自身努力，但离开了党的指导，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给予青年们无数法宝，首屈一指就是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事实上，对许多知识青年来说，共产党的抗日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有什么不同并不是人人都能说清楚。毛泽东曾在青年中提到这个问题说：你们远道来此，是为何呢？无疑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但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到底。也许有些人是由于看到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没有彻底的认识与决心，这意思是说这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有些人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5]。如何把青年的满怀热情引导升华到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信念层面上来，毛泽东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何为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的学校主要是强调两条：一是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二是抗战建国，争取社会解放。既要使学员明白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打，怎样打，又要使之树立共产主义信念。
2.搭建平台，培养人才
革命的胜利需要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学校。李维汉说：“把青年引到抗战救国运动中，并培养他们的自动性与创造能力的路线，就是我们学校内教学与生活方式的根据。”[6]为了组织和培养涌入延安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创办了50余所各类干部学校。有正规的高等学府，也有战时训练班；有党校、军政学校，也有工青妇的干部学校；有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学校，也有医药卫生、农业纺织学校。另外，党对学校给予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以陕北公学为例，中共中央组织了以林伯渠、吴玉章、成仿吾等知名的热爱教育事业的党内精英分子来筹备陕公。为了缓解陕公缺少干部的困境，中央先后抽调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等数十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艾思奇、何思敬、张如心等数十位学者来陕公从事教学管理工作。边区还拨款1800圆法币作为开办费。在招生方面，毛泽东曾致电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可介绍最好的学生三十人来陕北公学，贫苦的可免收学费。”[7]中央还要求各位领导通过题词、讲演、报告以及直接授课等方式对陕公给予理论上的直接指导。如毛泽东讲过“国共合作问题”“、论持久战问题”；周恩来讲过“大后方的抗日形势”、“平江惨案情况”；朱德讲过“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董必武讲过“正统观和六法全书的批判”；张闻天讲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总之，没有中共中央自始至终的高度关注与领导，就不可能铸就陕北公学辉煌的成就。
3.培养优秀的革命精神
党给予知识青年的又一法宝就是培养了他们许多优秀的革命精神。艰苦的条件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有人向毛泽东提意见：手冻坏了，怎么办？没有自来水笔写字，怎么办？对此，毛泽东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同志们要准备各种的困难、曲折、不痛快、不如意。手冻坏了，没有自来水笔，我只说，大家要学会忍耐，不退缩，不回头，懂得走“之”字路的道路。这就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在抗大、陕公的讲演中多次提到，青年来延安参加抗战救国，除了要学习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外，还要摒弃升官发财的观念。“延安没有发财的机会。”国民党的一个县长每月280元钱，而共产党薪水最高也不过5元。有功不见得赏，有过就一定批评，因为革命是自动的自觉的。他还要求学员们下定三个决心：决心牺牲升官，决心牺牲发财，为祖国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的精神。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革命队伍有了这个“杏黄旗”，才能任何困难也不怕。这就是团结的精神。另外，还有平等民主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等，这些精神在当时是知识青年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当代仍然是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继承发扬光大的法宝。
四、总结经验，得出启示
今天我们学习历史，绝不是为了感叹历史，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得出启示。延安时期知识青年无愧于先锋称号，纵然走过弯路，犯过错误，但瑕不掩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总结其经验，首先得益于“三结合”重要思想的指导。知识青年运动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走“历史必由之路”。早在1938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任务是指“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特殊的任务“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青年只有在执行一般任务中起模范作用，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特殊任务；只有为青年们解决了他们的特殊要求，方能动员一切青年群众更好地执行一般的任务。知识青年运动只有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知识青年运动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知识青年“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8]565、641。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就是证明。但是工农大众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知识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他们动员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军队，攻破敌人的堡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和工农民众相结合。”[8]649另外，克服知识分子缺点，比如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思想上的空虚，行动上的动摇，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有字之书和无字天书结合起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知识青年运动必须以共产党为领导，才能走上正确道路。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形成全民族救亡的巨大政治力量，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毛泽东由此给出了一个结论：“共产党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9]延安时期知识青年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还因为他们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了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赤诚之心。“到延安去！”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光明不要黑暗，要抗战不要亡国，要献身不要苟活。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发挥特长，发展教育；他们努力学习，参军参战，他们是当代知识青年的榜样。时代不同了，但知识青年运动的方向，即毛泽东指出的，青年运动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完成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走与工农大众、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道路的根本方向是不会变的。放眼当下，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人民能否幸福安康。作为新时代的知识青年该何去何从？延安时期知识青年运动必须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相结合，而在当代，知识青年也应该把自己的行动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誓不做改革的旁观者。纵观历史，知识青年应该明白：个人的理想只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才会更好地实现。因此“，走历史必由之路”仍然是新时期知识青年的正确选择。结合当下，就是要参与到改革的大潮中，要敢于解放思想，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攻坚克难，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岁月如梭，历史飞转，“延安时期知识青年”也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但是他们留下的许多优秀品质却永不褪色，历久弥新。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战争时代它们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它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良方。他们不是历史陈迹，供我们去怀旧；它们也不是历史古董，供我们去鉴赏。它们应该也能够融入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胡庆超 单位：延安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