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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思想的哲学意义与价值分析

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的争论旷日持久。处于近代哲学发展高峰阶段的康德,扬弃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创造性提出“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从认知主体先天认知结构与形式出发,开始了认识论转向。康德自称这一转向为认识论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自我意识”是康德哲学中比较晦涩难懂的概念,把握这一概念的哲学意蕴和思想价值,对于洞察整个康德认识论哲学具有引领作用。关于康德“自我意识”的研究,学界较多的是针对概念进行演绎,也有少数人涉及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贡献和对以往哲学的超越,但多数只抓住一两个点进行阐述,无法在面上突显康德“自我意识”的价值。本文拟在奠基康德认识论哲学、回答休谟哲学遗留问题、实现认识论转向、开启自我意识研究的不同流派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梳理,试图较为全面地揭示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价值。

一、康德对“自我意识”思想的哲学阐明

“自我意识”是被康德作为论证“范畴在经验中使用为什么会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限性”的基础和根源时提出来的。在康德的“先验分析论”的所谓“范畴的先验演绎”中,“自我意识”被康德分别在“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两个层面进行阐释。在“主观演绎”层面,康德以知识的发生进程来说明“自我意识”;而在“客观演绎”层面,康德则进一步提出与“自我意识”相对应的“对象意识”概念,以论证“自我意识”的本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舍弃许多心理学论证,突出从“客观演绎”角度论证自我意识的本性)。在重点论证的“客观演绎”层面,康德将“自我意识”进一步细分为“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两者之中,康德着重强调的是后者。对“经验的自我意识”,康德这样认为,“依照我们内部知觉中的状态的种种确定而有的‘自我意识’,仅是经验性的,而且总是变异不定的……这种意识通常称为内感官,或称为经验性的统觉。”[1](P137)为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经验的自我意识’,就是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感知、想象,亦即是主体的感知、想象、记忆……自身。”[2](P186)其实这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所指的内容。

针对“先验的自我意识”,康德则指出,“我称它为纯粹统觉,以别于经验性的统觉,或者又可称为本源统觉,因为它是那个自我意识,虽然它产生‘我思’这个表象(这是一种表象,必须能够伴随一切别的表象,而且在所有的意识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自身却不能为任何另外的表象所伴随。这种统觉的统一性,我又称为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1](P156)根据康德的阐述,所谓的“先验的自我意识”,其实就“是人类特有的常住不变的意识的同一性的形式本身。它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而又只存在于一切具体的感知、想象、思维、意识之中。”[2](P186)“经验的自我意识”是变动不居的杂多,和其它的感性材料相类似,仍然属于感知经验。而“先验的自我意识”不同,“它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存在于一切经验意识之中”[2](P186)。也就是说,“经验的自我意识”是“先验的自我意识”在运用过程中的一种具体展开。关于“经验的自我意识”与“先验的自我意识”之间的关系,康德进一步阐明为“先验的自我意识”存在于经验意识中,并且具体为经验意识中的“对象意识”所决定。康德通过提出“对象意识”概念并分析其与“自我意识”的关系,论证“自我意识”的本性所在。这种依存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先验的自我意识”作为纯形式自身无法独立,只能存在于有关对象的意识之中。同时,“先验的自我意识”的运用具体展开和主动建构让“对象意识”成为可能。“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之间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交互决定的一种关系。

康德的“自我意识”强调的是先验的设定,是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同一性服务的。“先验的自我意识”被康德称为“本源的综合统一性”或“纯粹统觉”,也被认为是整个人类认识范围内的最高原理。

二、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价值

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先验的自我意识”这一概念,还在于他由这个概念的展开找到了论证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依据,解答了休谟的哲学遗留问题,实现了认识论转向,最终形成自我意识研究理论,并深深影响了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哲学,开启了自我意识问题的不同研究流派。

第一,康德“自我意识”思想是论证知性纯粹概念(即范畴)在经验中使用为什么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和根源,对于回答《纯粹理性批判》全书中心问题,即“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具有关键作用。在西方近现代哲学史上,有关论证知识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培根、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一派认为人的知识既不来源于神的启示,也不来源于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于经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派则认为知识是天赋的、人心固有的,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于理性。两者关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来源的争论最终以陷入怀疑论和独断论而告终。在这个问题上,康德扬弃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观点,提出自己关于“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即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有效性如何可能)”的看法。作为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康德,最初也是唯理论的持有者。但在牛顿自然科学理论的影响下,康德开始偏离唯理论,企图另辟蹊径论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首先他接受了经验论者的主张,认同人与对象的沟通的唯一途径是感觉、经验。同时他又继承了笛卡尔以自我意识来解释科学知识必然性的思路,但却跳脱了笛卡尔对自我意识的规定条框,提出区分“先验的自我意识”和“经验的自我意识”,以一种先验统觉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同一性作出保证。由此可见,“自我意识”对于回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是核心和根本所在。把握“自我意识”对于理解康德认识论哲学具有关键作用。

第二,康德“自我意识”思想解答了休谟的哲学遗留问题,即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意识中找到统一知觉的原则。关于这个哲学困惑,休谟在《人性论》一书结尾处写道:“这个困难太大了,不是我的理智所能解决的。不过我也不冒昧地断言,它是绝对不可克服的,其他人或者我自己在较为成熟的考虑之后,也许会发现出可以调和这些矛盾的某种假设。”[3](P673)在康德看来,休谟之所以没有看到解决自我同一性问题的希望,关键一点在于他没能看到纯粹统觉的作用,在把杂多的知觉统一起来的时候,总是在同时赋予它一个同属于我的意义。在休谟的启示下,康德通过提出“先验的自我意识”概念,以一种本源的综合统一性把一切表象都按照概念联结起来,并且认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法则”,[1](P159)从而让先验的自我意识中的一切表象都不再松散而统一起来,从而解答了一直困扰休谟的问题,实现了对以往哲学的超越。我们现在回头看,康德解答了休谟的困惑,但同时也正是休谟的困惑引领了康德。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坦诚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4](P7)

第三,康德“自我意识”思想否定了以往哲学的静态反映论,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康德以前,经验论认为人的认识、范畴都来自经验,所以认识能与对象保持一致。唯理论中莱布尼茨则提出“先定和谐说”,认为对象所以能与我们的认识相一致,是上天安排的预定和谐。康德对两者都持否定态度。范畴不可能来自经验,而“先定和谐说”也只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学,不能完全保证。因此,康德决定走第三条路,即通过先验统觉让认识对象与认识相一致(应该这么说,这条路是在休谟的启示下走出来的。)。对于这条路的选择,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作了说明:“如果直观必须符合对象,那我不懂我们如何能先验地知道对象。但如果对象(作为感觉对象)符合于我们的直观能力,便很容易看到这种可能性。……或者假定为我借以得此规定的概念与对象相符合……这就仍然陷于关于对象我如何能先验地认识的困扰中。或者假定为对象或经验(这是同一的,因为对象只有在经验中才成为给定的对象而能被认知)与概念相符合。在后一段假定中,解决变的容易得多”。康德认识论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质上就是“把认识围绕对象(自然)而旋转,改变为以‘自我意识’为轴心而旋转。”[2](P211)有人认为,康德走出的第三条路因其超验性和非生活性以及未能跳脱近现代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元分立”为前提的传统主导性哲学原则而仍然陷在困境之中。如康德自己所述,“自我意识”作为纯形式必须与“对象意识”相依存,这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哥白尼式的革命”并未彻底。尽管如此,康德“自我意识”思想在哲学史上所起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以后不同哲学流派在自我问题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均从康德这里得到启示。

第四,康德“自我意识”思想扬弃了传统经验论和唯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先验自我意识”概念,让关于自我意识问题的研究成为一门理论,成为以后众多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开启了哲学史上关于自我意识问题的研究,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此后,许多哲学家都有了“对于思想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语)。但“在康德出现之前,关于自我意识的思考还远不能被看作是一门学说,它只是在一些重要的著述中得到零散的阐述”[5]。直到康德出现,自我意识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第一次从哲学理论上系统地说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基础。此后,自我意识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哲学上逐渐占据中心论题地位,在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上也得到众多学者的青睐,成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掀起了自我意识问题讨论研究的高潮。第五,康德“自我意识”思想深深影响了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开启了自我意识问题研究的不同流派。紧接康德之后,费希特提出“纯思维的‘自我’建立‘非我’(感性自然及整个世界),‘非我’建立在‘自我’之中的本体论的论点。”[2](P195)可以这么说,费希特的知识学(他称自己的哲学为知识学)的基本原则和起点根源于对康德先验统觉原则的改造,其实就是在康德“自我意识”思想中引导出另一个方向。

而后的谢林哲学同样以“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但超越了康德、费希特主观哲学范畴,把自我意识引入客观实在领域。虽然谢林转变了康德以来自我意识原则的进展方向,但始终保持了康德和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原则核心,仍然以自我作为绝对起点。而后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绝对精神”,是在继承与批判康德、费希特、谢林哲学的基础上,把先验自我认识论提升到本体论高度。可以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仍然荡漾着康德“自我意识”思想的涟漪。由此可以判断,正是康德的“自我意识”思想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研究自我意识问题提供了源头之水和孕育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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