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已经明智地指出，完成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直接相关的金融改革，应当作为一个中心目标。
然而近年来，在改革和增长之间弥散出一种紧张气氛。各家监管机构希望完成改革，办法之一是要求银行大量增持资本。这个目标是金融业所支持的；然而，这与通过增加可用信贷和银行借贷来提振增长这一更广泛的政策意图是针锋相对的。近来，有关资本框架的新提议已经加大了监管改革可能削弱经济活动的风险。而目前，中国新的领导层正在审查银行系统，并着手解决如何更好地管控影子银行系统。所以，以上也是中国所关注的问题。
让信贷再度流动起来，是全球复苏的关键所在。但是，复苏仍然依赖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的刺激，并且仍未创造出为其带来动能所需的工作岗位。在现阶段，要兼顾更高的金融稳定性和更好的全球增长前景，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个清晰的焦点，专注于实施已经商定的、并已启动的全球改革措施，而不是去增添一些新的举措。
《巴塞尔协议III》展现了监管改革方面迄今已取得的重要进展。一旦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将促成体系中资本数量的巨幅提升。当下，那些在世界范围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已经将它们的普通股权资本较2009年末提高了5000多亿美元。这些资本的质量也已显著改善。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的方法更为严格，在国际间得到了更好协调，而且正在首次引入可资比较的流动性标准。
在逐步积聚更高质量、更多资本并提升流动性的进程中，为了使得整个体系更加安全，已经开展了其他影响深远的监管改革。然而，对于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来说，任何调整都需要付出代价。在欧洲，银行资本比率的提升来自于资本和风险加权资产的减少，这两个因素的贡献基本相当。而为了实现后者，银行已经采取的手段包括从资本密集的企业贷款转向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业务，例如政府贷款。这是个要紧的问题，因为在欧元区，银行贷款在企业的整体融资中占到80%。尽管对于有着合理信用评级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发行债券也是一个选项，但是这对较小的企业则不可行。因此，提升银行的资本状况，有可能与在经济中对创造工作岗位来说最为重要的那些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愿望发生冲突。与之相似的是，长期融资也受到监管收紧的抑制，这影响到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而基础设施项目对于发展中市场和发达市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应当对此有所警惕。
我们可能将亲眼目睹这个问题的恶化。近来的监管议论实际上瞄准的是重新塑造巴塞尔协议框架，即便该框架仍未得到妥善实施。这些议论提出从风险敏感型的监管方式，转为一种更生硬的、由杠杆比率和标准化模型所主导的方法来计算资本要求。
杠杆比率是体现银行资本对比资产的一种简单方法，但是丝毫没有考虑到那些资产的风险程度。如果杠杆比率要成为主导的资本要求指标，它可能变成束缚借贷的主要因素。随着银行面对新规则而调整它们的资产组合，杠杆比率会在中短期内导致用于抵押贷款和企业借贷的信贷进一步缩减的风险。
从长远来看，如果杠杆比率的要求制定得过高，可能会诱导银行通过获取风险更高的资产并剔除低风险、高质量的资产，来实现回报的最大化。这种增进风险的诱因可能引发严重的意外后果。更糟糕的是，杠杆比率没有体现出那些高质量的流动资产，例如各家银行所持有的作为流动性缓冲的较高评级的政府债券。
总之，以这种方式来扭曲对于银行的诱导，可能引发这样的风险，即用新的脆弱性来取代旧时的、广为人知的弱点，同时这对降低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作用甚少。我相信，滋养复苏萌芽的最好方法，是专注于持续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所商定的、明晰的而且以风险为基础的框架，二十国集团全体成员都应该视之为当务之急。
作者为瑞银集团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