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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特质及影响因素

1是否为独生子女,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的特质应对方式比较

农民工子女中是否为独生子女存在显著差异(t=-2.073,p<0.05),农民工子女中非独生子女因子分高于农民工子女中独生子女,而城镇子女无差异(t=-0.339,p>0.05)。在PC因子上,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之间无显著差异(t农民工子女=0.492,p农民工子女>0.05;t城镇子女=0.452,p城镇子女>0.05)。3.6农民工子女消极应对水平在不同性别与不同父亲职业上的交互作用由表3-6可知,农民工子女中男生和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同父亲职业在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的差异则相对较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1,271)=5.378,p<0.05(具体见图1);不同父亲职业的主效应未达显著水平,F(1,271)=0.231,p>0.05,性别与不同父亲职业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F(1,271)=2.707,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当农民工子女父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或其他时,性别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F私营(1,24)=1.852,p<0.05,F其他(1,38)=0.108,p<0.05;父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或其他时的女生消极应对水平显著高于父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或其他时的男生。而在父亲职业为雇佣工人和个体工商业时,性别之间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F雇佣(1,127)=0.089,p>0.05,F个体(1,74)=1.258,p>0.05。3.7城镇子女积极应对水平不同性别、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上的交互作用由表3-7可知,城镇子女中男生和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在积极应对方式水平上的差异则相对较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的主效应达到显著水平F(1,201)=5.091,p<0.05(具体见图2);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主效应未达显著水平,F(1,201)=1.140,p>0.05,性别与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水平F(1,201)=5.567,p<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当家庭经济情况一般时,性别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F一般(1,184)=0.084,p<0.05;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的女生积极应对水平显著低于家庭经济水平一般男生。

2分析与讨论

2.1关于初中阶段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子女特质应对方式现状分析

从统计结果看,在PC上,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标准,且城镇子女高于农民工子女;在NC上,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明显低于健康人群标准,且城镇子女高于农民工子女。中学生处于青春期,身心发展迅速,正是从幼稚转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因此心智仍未定型,处理问题的应对方式也不稳定,所以,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子女在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方式上都有别于健康人群标准。由于本次施测人群为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学生,相较于70后和80后人群而言,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家庭条件的提升,物质生活的加强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学生的智力、思维、应变能力等等都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因此面对困难时他们更加学会积极评价、寻求社会帮助、乐观泰然处之,加之受限于经验不足、思虑不够,更是容易过分夸大自身实力,看轻问题难度,过分积极乐观,所以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在积极应对水平上高于正常标准很有可能。而城镇子女相较于农民工子女在这些条件的满足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城镇子女高于农民工子女。在消极应对方式上,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明显低于正常标准,可能是因为对于面对事件的评估不够,对于结果的未知让他们更有胆量去积极面对,而不是选择逃避、消极应对。而城镇子女高于农民工子女,他们多半都是受到父母亲人的宠爱与庇护,生活较农民工子女更是无忧无虑,经历的挫折和磨难较少,所以一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手足无措首先会选择的就是消极面对。

2.2不同性别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的特质应对方式比较

农民工子女中的女生积极应对水平高于城镇子女中的女生,而农民工子女中的男生积极应对水平低于城镇子女中的男生,可能因为农民工子女面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更加懂事,为父母分担,懂得珍惜,积极面对未来的挫折,但又受到传统文化、社会观念的影响,农民工家庭的主要重担以男子为主,此时男生会感到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如此压力与负担下,就会与农民工子女中女生存在差异,出现以上结果。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打工人群社会地位、生活环境的境况以及有时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父母亲忍让屈从,小事化了,更是激发了农民工子女中强烈要求独立,不服输不被动,力图改变命运的心态,因此其消极应对水平低于城镇子女。城镇子女受到多方庇护,在父母的保护伞下健康地成长,由于角色期待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男子应占据支配性、在面对困难时倾向于独立解决,而女生则易于求助他人,特别是温室环境下更易造就人的屈从心理,此外,女生在青春期时自我评价低,因此,在消极应对方式上,城镇子女中性别间存在差异。

2.3不同年级农民工子女与城镇子女的特质应对方式比较

由于国家关注农民工等相关政策的支持,对于农民工子女的中学教育得到国家的重视,农民工子女可以不用为择校而烦恼,并且和城镇子女一起读好的中学,因此虽受到家庭条件的制约,但由于良好教育条件的影响,发展速度也增快了,而城镇子女自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显著影响,这也就解释了农民工子女为何年级存在差异,而城镇子女年级无差异。在PC因子上,农民工子女初一和初二年级有显著差异。初二学生在积极应对方式因子分高于初一学生,因为随着年龄、自我意识、知识经验的增长,学生面临了更多的挑战,面对问题、处理问题也更加得心应手,适应能力和心理成熟度也得到了提高,所以初二学生在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式上都比初一学生丰富,能够沉着应对,乐观从容。而初三学生面临中考,学业负担加重,特别是对于想通过中考高考来试图改变命运的农民工子女来说,这无疑加重了自身的压力,因此也会影响其心态和积极应对方式,所以初三年级与初一福建职称初二间无差异。

作者:陈璐 叶一舵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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