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艳“当代湖北文学纵横谈”栏目曾经发表刘继林的文章,题为《新世纪湖北文学的先锋性考察与展望》，我是“接着说”湖北文学先锋性问题，是为再论，只是把时间向前推至20世纪的80年代，文体则以小说创作为例。
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即2015年11月2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文学评论》杂志共同主办了“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论坛围绕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的意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终结与继续的可能、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翻译与海外接受等议题展开。
谈及先锋文学，其实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格非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先锋性是必须具备的。你想想看，前面有那么多前辈和陈规旧俗，你的阅历不够深，读的书也不够多，你拿什么资本跟前辈们较劲？年轻人如果老气横秋，就别写了。”他还说，“先锋性是一直需要的，写作者需要一直挑战，哪怕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还很成功。”格非将先锋性与文学的创新性结合，是对先锋性的广义理解。许多时候先锋性与先锋意识、先锋精神等同，是文学或者作家本人“勇敢地面对认识和表达的巨大难度”，“面对艰险的挑战对世界和自我做出新的言说”（李敬泽），当然，先锋意识也指一种对现实的不屈服和不妥协态度。
先锋文学还有一种狭义内涵，特指对文学形式的实验性，对文学惯例和写作成规的挑战。如1986年前后的中国先锋小说，在叙事方式和文学语言的实验性。余华说“先锋文学在叙述上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这是比较公允的看法。
余华回忆当年写先锋小说的缘由“只是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种小说叙述方式，我感到它们的笨拙，并且单一，在表达时总是给我种种束缚。尤其是语言，当时我认为被文学广泛表达的语言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或者说是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叙述方式和小说语言的实验性是先锋小说的最主要特征。
作为先锋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余华提到巴金和《收获》的作用。1987年第5期《收获》“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余华）这期《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1987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1988年的第5期和第6期的《收获》还是先锋文学专号。
当时的《收获》敏锐感觉到小说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地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感觉到小说叙述变化的还有《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和《花城》等少数文学杂志，但这些杂志只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些先锋小说。是巴金的德高望重，巴金的长寿，让《收获》独树一帜，让《收获》旗下的先锋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因为当时存在的普遍看法：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不妨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余华他们的不易和为什么那么感激巴金和巴老主编的《收获》。在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谈及新时期的先锋文学，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提及《收获》的“先锋文学”专号及其影响。
湖北文学在80年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方方和池莉的新写实小说。方方、池莉的“新写实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在小说类型和表现形态方面。方方《风景》在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以一个亡灵人物的视角叙说故事，这是传统现实主义所缺乏的。池莉《烦恼人生》以平实的手笔写出平实生活，其刻骨的真实，仍然让人震惊！尽管在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上，在对真实性、客观性的追求上与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方方和池莉的叙事视角和对原生态生活的艺术再现，不乏文学的创新性，所以，文坛以“新写实”命名她俩的小说成名作。换一个说法，1987年，方方和池莉的小说成名作带有明显的创新意识，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广义的先锋文学意识，所以才可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
80年代湖北文坛的狭义先锋小说也不乏领军人物，那就是作家姜天民。
姜天民以小说《第九个售货亭》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而产生全国影响。沿着《第九个售货亭》的题材和创作风格，姜天民用了5年时间不断巩固他写实的青春的文学创作成果，直到1988年，推出系列小说“白门楼印象”。先是在《长江文艺》1988年11期上集中发表3篇，同时在《武汉青年报》和《芳草》各发1篇。1989年在《天津文学》第一期上集中发表3篇，在《天津文学》第二期上又集中发表3篇。同年，在大型文学刊物《长江》发表1篇。1990年，在《作家》第6期上发表了1篇。共13篇，可谓一发而不可收。
姜天民的先锋小说尽管在语言形式上带有刻意先锋的痕迹，但在小说意味方面，已经进入讲述“历史颓败”故事的先锋行列，其对人性复杂性的了悟与抒写，不亚于当时的许多先锋小说。只是在时间节点上，1988年至1990年是先锋文学思潮的下行阶段。“白门楼印象”系列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余续。因为1989年以后，“先锋派放低了形式主义的姿态，或者说形式主义的小说叙事已经为人们所习惯，新发现的形式外表被褪下，那些历史情境逐渐浮现。”（陈晓明）尽管时任《天津文学》主编的蒋子龙命名《白门楼印象》系列小说为“新意念小说”，不幸的是姜天民年仅38岁而英年早逝，他来不及完善先锋实验，来不及巩固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方面的成绩。
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是先锋与写实并驾齐驱，湖北文坛几乎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在看似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充满文学的创新意识和先锋成就，以方方和池莉的成名作为代表；同时也出现了姜天民这样的敢于超越自己已有创作风格的狭义先锋小说作家。90年代以后，踏上这条先锋小说创新之路的有刘醒龙对“大别山之谜”的痴迷与探究；陈应松对方言、欧化语言和诗化语言的潜心实验；林白的“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刘继明设置“疑问”“圈套”和“迷宫”式叙述实验；李修文的戏仿文本，还有80后作家苏瓷瓷，以半梦半醒的、自残的、神秘的、颓废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幽暗而尖厉的故事……
从50后作家到80后作家，湖北文坛似乎并不缺少具备先锋意识的小说家，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再没有人为湖北广义或狭义的先锋小说命名，湖北作家也鲜有在先锋探索方面的坚守并取得连续性的、具备全国影响力的成果。“先锋”即“前卫”，先锋文学的本质是新异而领先潮流。要求不断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包括超越作家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模式和风格。先锋文学本质上带有铤而走险色彩，既是铤而走险，就存在失败的可能，就存在被跌得粉身碎骨的可能。支撑作家的是信念、信仰的力量，还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强意志和持久的先锋实践。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文坛因为没有巴金，没有《收获》，先锋文学难以成就大气候，还不如说湖北文学所缺少的是“先锋”“前卫”铤而走险的意志力和由此带来的恒久气势与创作实绩！
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即2015年11月2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文学评论》杂志共同主办了“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年国际论坛”。论坛围绕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运动的意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终结与继续的可能、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翻译与海外接受等议题展开。
谈及先锋文学，其实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格非说“对于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先锋性是必须具备的。你想想看，前面有那么多前辈和陈规旧俗，你的阅历不够深，读的书也不够多，你拿什么资本跟前辈们较劲？年轻人如果老气横秋，就别写了。”他还说，“先锋性是一直需要的，写作者需要一直挑战，哪怕写出了非常出色的作品，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还很成功。”格非将先锋性与文学的创新性结合，是对先锋性的广义理解。许多时候先锋性与先锋意识、先锋精神等同，是文学或者作家本人“勇敢地面对认识和表达的巨大难度”，“面对艰险的挑战对世界和自我做出新的言说”（李敬泽），当然，先锋意识也指一种对现实的不屈服和不妥协态度。
先锋文学还有一种狭义内涵，特指对文学形式的实验性，对文学惯例和写作成规的挑战。如1986年前后的中国先锋小说，在叙事方式和文学语言的实验性。余华说“先锋文学在叙述上完善了中国当代文学”，这是比较公允的看法。
余华回忆当年写先锋小说的缘由“只是不喜欢当时流行的那种小说叙述方式，我感到它们的笨拙，并且单一，在表达时总是给我种种束缚。尤其是语言，当时我认为被文学广泛表达的语言是一种确定了的语言，或者说是日常语言，是消解了个性的大众化语言，这种语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叙述方式和小说语言的实验性是先锋小说的最主要特征。
作为先锋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余华提到巴金和《收获》的作用。1987年第5期《收获》“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他们作品的叙述风格也让读者感到陌生。”（余华）这期《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1987年第6期《收获》再次推出先锋文学专号，1988年的第5期和第6期的《收获》还是先锋文学专号。
当时的《收获》敏锐感觉到小说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地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感觉到小说叙述变化的还有《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和《花城》等少数文学杂志，但这些杂志只是隔三差五地发表一些先锋小说。是巴金的德高望重，巴金的长寿，让《收获》独树一帜，让《收获》旗下的先锋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因为当时存在的普遍看法：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不妨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余华他们的不易和为什么那么感激巴金和巴老主编的《收获》。在不同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谈及新时期的先锋文学，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提及《收获》的“先锋文学”专号及其影响。
湖北文学在80年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是方方和池莉的新写实小说。方方、池莉的“新写实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在小说类型和表现形态方面。方方《风景》在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叙事中，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以一个亡灵人物的视角叙说故事，这是传统现实主义所缺乏的。池莉《烦恼人生》以平实的手笔写出平实生活，其刻骨的真实，仍然让人震惊！尽管在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上，在对真实性、客观性的追求上与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但方方和池莉的叙事视角和对原生态生活的艺术再现，不乏文学的创新性，所以，文坛以“新写实”命名她俩的小说成名作。换一个说法，1987年，方方和池莉的小说成名作带有明显的创新意识，也就是前面提及的广义的先锋文学意识，所以才可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
80年代湖北文坛的狭义先锋小说也不乏领军人物，那就是作家姜天民。
姜天民以小说《第九个售货亭》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进而产生全国影响。沿着《第九个售货亭》的题材和创作风格，姜天民用了5年时间不断巩固他写实的青春的文学创作成果，直到1988年，推出系列小说“白门楼印象”。先是在《长江文艺》1988年11期上集中发表3篇，同时在《武汉青年报》和《芳草》各发1篇。1989年在《天津文学》第一期上集中发表3篇，在《天津文学》第二期上又集中发表3篇。同年，在大型文学刊物《长江》发表1篇。1990年，在《作家》第6期上发表了1篇。共13篇，可谓一发而不可收。
姜天民的先锋小说尽管在语言形式上带有刻意先锋的痕迹，但在小说意味方面，已经进入讲述“历史颓败”故事的先锋行列，其对人性复杂性的了悟与抒写，不亚于当时的许多先锋小说。只是在时间节点上，1988年至1990年是先锋文学思潮的下行阶段。“白门楼印象”系列小说成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余续。因为1989年以后，“先锋派放低了形式主义的姿态，或者说形式主义的小说叙事已经为人们所习惯，新发现的形式外表被褪下，那些历史情境逐渐浮现。”（陈晓明）尽管时任《天津文学》主编的蒋子龙命名《白门楼印象》系列小说为“新意念小说”，不幸的是姜天民年仅38岁而英年早逝，他来不及完善先锋实验，来不及巩固他在先锋小说创作方面的成绩。
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是先锋与写实并驾齐驱，湖北文坛几乎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在看似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充满文学的创新意识和先锋成就，以方方和池莉的成名作为代表；同时也出现了姜天民这样的敢于超越自己已有创作风格的狭义先锋小说作家。90年代以后，踏上这条先锋小说创新之路的有刘醒龙对“大别山之谜”的痴迷与探究；陈应松对方言、欧化语言和诗化语言的潜心实验；林白的“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刘继明设置“疑问”“圈套”和“迷宫”式叙述实验；李修文的戏仿文本，还有80后作家苏瓷瓷，以半梦半醒的、自残的、神秘的、颓废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幽暗而尖厉的故事……
从50后作家到80后作家，湖北文坛似乎并不缺少具备先锋意识的小说家，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再没有人为湖北广义或狭义的先锋小说命名，湖北作家也鲜有在先锋探索方面的坚守并取得连续性的、具备全国影响力的成果。“先锋”即“前卫”，先锋文学的本质是新异而领先潮流。要求不断打破公认的规范和传统，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包括超越作家自己驾轻就熟的写作模式和风格。先锋文学本质上带有铤而走险色彩，既是铤而走险，就存在失败的可能，就存在被跌得粉身碎骨的可能。支撑作家的是信念、信仰的力量，还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强意志和持久的先锋实践。与其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文坛因为没有巴金，没有《收获》，先锋文学难以成就大气候，还不如说湖北文学所缺少的是“先锋”“前卫”铤而走险的意志力和由此带来的恒久气势与创作实绩！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