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杂志创刊于1950年，是一本以“开放、兼容、前卫”为宗旨的文学期刊。《山花》杂志地处贵州省，可说是地域文学结出的一个硕果，但《山花》又是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它向世界上100所着名高等学府赠送刊物。《山花》还是求新的，在上世纪后期先锋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山花》为其提供了作品、评论发表的阵地，大力推动了先锋文学的发展。如今先锋精神已融入《山花》的血液之中。本期访谈对象是《山花》现任主编李寂荡，且听他谈今日的《山花》与中国当代文学。
问：说起《山花》，它的“先锋”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先锋文学”虽已退潮，但先锋精神在《山花》是如何承继的？
答：“先锋”与“兼容”是山花的传统。“先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先锋”时日久了，也会转化为“传统”，中断的“传统”在某种条件下的复活，有时也是一种“先锋”。所谓的“先锋”，我理解为“置身前沿的，不一样的经验、想象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前行要推陈出新，就要强调先锋精神，敢想前人所未想，敢写前人所未写，这才可能给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文学才会有新的内涵和形态。尤其在当下，人们的生活变化之迅速前所未有，写作要跟得上这种变化。“兼容”就是兼容并蓄，文学越来越多元化，不同的文学风格、不同的写作方式都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只有“兼容”，才可避免偏狭，才能使不同思想、不同路径的写作相碰撞、相交融。《山花》强调文体的实验与探索，也强调文学与现实、与生命、与心灵的关联。相对而言，现在的《山花》兼容性更加凸显。
问：记得《山花》曾推出过栏目“三叶草”，同步刊发一位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探讨相同作家不同文体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很有创意也颇受好评，显示了策划意识与栏目建设对于一本文学刊物的重要价值。
答：一本文学杂志可以理解为主编与编辑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它的确需要有所策划。策划意识彰显了主编和编辑的创新能力与推动文学发展的策略。主编和编辑的工作不仅仅是“守株待兔”，有时亦是开山凿渠、引流灌溉，与作家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主编和编辑的立场与取向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倾向。
《山花》推出过一些很有创意的栏目，比如你谈到的“三叶草”，其它如“文本内外”，主要是对准已经出道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力作家，不仅推出其一篇小说，而且配以与该作家作品相关的评论，让读者既可看到作家最新的力作，又能对其迄今的创作有总体性了解。《山花》推行了十多年的向世界100所着名大学赠刊的举措，在中国文学期刊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让《山花》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有助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问：《山花》地处西南，在文学上这既是一个缺憾，也是一个优势。如何凸显文学的地域特色，并进而对全国文学产生影响？
答：虽然地处西南，但《山花》的地域观却是不强的。正是没有地域观念才能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山花》要处理好的关系是面向全国办刊与兼顾贵州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整体来看，我们的组稿、发稿主要是面向全国，地方当然亦有所顾及。贵州在全国有些方面相对落后，办好《山花》，一方面可成为贵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另一方面也能让贵州作家通过这个平台迅速进入全国视野。
问：上世纪90年代，《山花》《大家》《天涯》与《芙蓉》，使边地文学期刊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期刊格局的改变，有人认为，文学期刊界因此出现了“边缘繁盛”的趋向。对此你怎么看？
答：在文学领域，边缘有边缘的局限，但也有边缘的好处，这是辩证的。处于边缘会使一本刊物较少受到文学场上喧闹的影响，更易于坚持刊物的文学追求。我以为《山花》无论地处哪里，重要的是推动当代文学的真正繁荣。至于文学期刊的格局变化，其实是文学刊物多元化发展的一种体现。文学期刊的多元竞争是利于文学繁荣的，文学期刊靠作品说话。
问：主编《山花》之后，你希望《山花》在当下文学发展中发挥什么新的作用？
答：作为主编，我首先希望《山花》能坚持相对纯粹的文学品质，尽量减少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如果说当下文学是一条河流的话，《山花》就是汇入这条河流的一脉溪水，她以特有的水质、姿态、声响加入并壮大这条河流。《山花》可能不是最惹眼的存在，但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她却是自有标示的。这种标示就是我和我的同仁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我们推出的作品和作家都是这种标示的具体彰显。
问：长期工作在文学编辑第一线，你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还面临什么问题？
答：我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回归主流。但是需要看到，一些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所写的“现实”更多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现实，是概念化与想当然的现实。具有丰富的、真切的现实生活经验或想象，具有生命疼痛感与强烈心灵诉求的作品还不多，有锐气的作品也显得偏少。不少人的写作处于一种平庸的、缺乏激情的状态。
我觉得这与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现在一些作家的生活比较单一，精神处于一种平庸状态，文学理想亦不如以前那么强烈。有的作家开始是写中短篇，写着写着就转向长篇，续而转向更便于兑现利益的影视剧创作。有的作家很有才华，但因为现实诱惑太多或迫于现实生活压力，逐渐放弃了写作。当代社会对文学创作的淡漠回应反过来也削弱了作家的写作积极性。有很多年轻人偏爱阅读网络文学，加之网络文学更易于改编为影视剧，反过来亦强化了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这进一步推动了年轻人向网络文学靠拢，使得文学读者产生了更大层面的分化，这些具体的变化使一些文学创作者一时间变得无所适从。
问：《山花》刚刚颁发了“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与“山花年度评论奖”，文学评奖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学评论，这两个奖对《山花》有何建设意义？
答：设立“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是旨在强化《山花》的文学标准与价值取向，同时，培养一支为《山花》供稿的中坚力量。文学杂志很少设立评论奖，但对于《山花》而言，评论是一个重要板块，特别能彰显《山花》的文学立场，而且《山花》刊发的评论大多具有前卫性，较有锐气，因而设立“山花年度评论奖”体现了我们对文学评论的重视。两奖的设立，是对一批作家、评论家的肯定，他们的创作和评论自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张健 宋静思）
问：说起《山花》，它的“先锋”特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先锋文学”虽已退潮，但先锋精神在《山花》是如何承继的？
答：“先锋”与“兼容”是山花的传统。“先锋”，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先锋”时日久了，也会转化为“传统”，中断的“传统”在某种条件下的复活，有时也是一种“先锋”。所谓的“先锋”，我理解为“置身前沿的，不一样的经验、想象和话语方式”，文学的前行要推陈出新，就要强调先锋精神，敢想前人所未想，敢写前人所未写，这才可能给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文学才会有新的内涵和形态。尤其在当下，人们的生活变化之迅速前所未有，写作要跟得上这种变化。“兼容”就是兼容并蓄，文学越来越多元化，不同的文学风格、不同的写作方式都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只有“兼容”，才可避免偏狭，才能使不同思想、不同路径的写作相碰撞、相交融。《山花》强调文体的实验与探索，也强调文学与现实、与生命、与心灵的关联。相对而言，现在的《山花》兼容性更加凸显。
问：记得《山花》曾推出过栏目“三叶草”，同步刊发一位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探讨相同作家不同文体之间互动的可能性，很有创意也颇受好评，显示了策划意识与栏目建设对于一本文学刊物的重要价值。
答：一本文学杂志可以理解为主编与编辑共同创作的一部“作品”，它的确需要有所策划。策划意识彰显了主编和编辑的创新能力与推动文学发展的策略。主编和编辑的工作不仅仅是“守株待兔”，有时亦是开山凿渠、引流灌溉，与作家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主编和编辑的立场与取向会影响作家的创作倾向。
《山花》推出过一些很有创意的栏目，比如你谈到的“三叶草”，其它如“文本内外”，主要是对准已经出道的正处于上升阶段的潜力作家，不仅推出其一篇小说，而且配以与该作家作品相关的评论，让读者既可看到作家最新的力作，又能对其迄今的创作有总体性了解。《山花》推行了十多年的向世界100所着名大学赠刊的举措，在中国文学期刊界也是独树一帜的，它让《山花》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有助于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问：《山花》地处西南，在文学上这既是一个缺憾，也是一个优势。如何凸显文学的地域特色，并进而对全国文学产生影响？
答：虽然地处西南，但《山花》的地域观却是不强的。正是没有地域观念才能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山花》要处理好的关系是面向全国办刊与兼顾贵州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整体来看，我们的组稿、发稿主要是面向全国，地方当然亦有所顾及。贵州在全国有些方面相对落后，办好《山花》，一方面可成为贵州的一张“文化名片”，另一方面也能让贵州作家通过这个平台迅速进入全国视野。
问：上世纪90年代，《山花》《大家》《天涯》与《芙蓉》，使边地文学期刊形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期刊格局的改变，有人认为，文学期刊界因此出现了“边缘繁盛”的趋向。对此你怎么看？
答：在文学领域，边缘有边缘的局限，但也有边缘的好处，这是辩证的。处于边缘会使一本刊物较少受到文学场上喧闹的影响，更易于坚持刊物的文学追求。我以为《山花》无论地处哪里，重要的是推动当代文学的真正繁荣。至于文学期刊的格局变化，其实是文学刊物多元化发展的一种体现。文学期刊的多元竞争是利于文学繁荣的，文学期刊靠作品说话。
问：主编《山花》之后，你希望《山花》在当下文学发展中发挥什么新的作用？
答：作为主编，我首先希望《山花》能坚持相对纯粹的文学品质，尽量减少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如果说当下文学是一条河流的话，《山花》就是汇入这条河流的一脉溪水，她以特有的水质、姿态、声响加入并壮大这条河流。《山花》可能不是最惹眼的存在，但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她却是自有标示的。这种标示就是我和我的同仁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我们推出的作品和作家都是这种标示的具体彰显。
问：长期工作在文学编辑第一线，你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还面临什么问题？
答：我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总体上处于比较平和的状态，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回归主流。但是需要看到，一些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所写的“现实”更多是一种不温不火的现实，是概念化与想当然的现实。具有丰富的、真切的现实生活经验或想象，具有生命疼痛感与强烈心灵诉求的作品还不多，有锐气的作品也显得偏少。不少人的写作处于一种平庸的、缺乏激情的状态。
我觉得这与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现在一些作家的生活比较单一，精神处于一种平庸状态，文学理想亦不如以前那么强烈。有的作家开始是写中短篇，写着写着就转向长篇，续而转向更便于兑现利益的影视剧创作。有的作家很有才华，但因为现实诱惑太多或迫于现实生活压力，逐渐放弃了写作。当代社会对文学创作的淡漠回应反过来也削弱了作家的写作积极性。有很多年轻人偏爱阅读网络文学，加之网络文学更易于改编为影视剧，反过来亦强化了网络文学的社会影响力，这进一步推动了年轻人向网络文学靠拢，使得文学读者产生了更大层面的分化，这些具体的变化使一些文学创作者一时间变得无所适从。
问：《山花》刚刚颁发了“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与“山花年度评论奖”，文学评奖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学评论，这两个奖对《山花》有何建设意义？
答：设立“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是旨在强化《山花》的文学标准与价值取向，同时，培养一支为《山花》供稿的中坚力量。文学杂志很少设立评论奖，但对于《山花》而言，评论是一个重要板块，特别能彰显《山花》的文学立场，而且《山花》刊发的评论大多具有前卫性，较有锐气，因而设立“山花年度评论奖”体现了我们对文学评论的重视。两奖的设立，是对一批作家、评论家的肯定，他们的创作和评论自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张健 宋静思）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