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去米兰，在大教堂广场边的圣保罗书店，见到刚刚上架的《零》。对于这本翁贝托·艾柯的新小说，当时唯一的印象，就是篇幅比他以往的虚构作品短很多（写小说是件力气活，对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先生，太不容易了）。至于内容就没法说了。斗大的意大利字，笔者认识不到一麻袋，只好等着美国的意语文学专家威廉·韦佛，把书翻成英语。三十多年前，如果不是靠他的精到译笔，很难说《玫瑰之名》是否能有后来的广泛影响。同样的疑问，也适用于卡尔维诺。很多人相信村上春树的国际盛名，多少也要归功于他的英译者鲁宾。到底是国际通用语嘛。可一查才知道，韦佛已于两年前辞世。年末再到米兰，《零》已经如期成为作者的又一本畅销书，而它的英译本，也开始被大面积宣介。
新书来自老构思。多年前，艾柯在提到自己当初在《昔日之岛》出版后，曾经着手一部关于媒体造假的小说，但很快就放弃了。他怕其中的人物、情节会和《傅科摆》雷同，毕竟讲的都是米兰一帮码字为生的人。现在看起来，他的主意后来又变了。没变的是新作的主题——这又是一个牵扯阴谋理论的故事。有阴谋就会有悬念，而有悬念自然就惊险。久经考验的叙事工具一定有它历久弥新的道理。小说里的房地产大亨，一望可知是在影射贝卢斯科尼。这个摩拳擦掌的家伙，除决心进军金融等肥肉产业的核心，还要左右高端媒体。他的集团旗下筹建一家叫做《明日》的报纸，目的就是要给自己的政敌扒粪抹黑。至少小说的主人公听到过这样的八卦。这个名叫科隆纳的中年大叔，年轻时辍学进入社会，做一点德语翻译，等到发现自己需要一份工作，新闻成了他屈指可数的选项之一，尽管还是自由职业者。但这并不是个靠谱的选择。
不同于正常报刊长线规划，这份新报纸的创办纯属短期行为。短到十二期试刊号之后自行停办，发行范围也仅限于少数精心选定的目标读者。科隆纳的任务，则是随后炮制一部揭幕形式的报告文学，痛陈这样一份理中客的报纸，做为意大利社会的自由喉舌，如何被政治上的恶势力扼杀在摇篮中，并由此把公众的同情导向自己。打出悲情牌的同时，大亨将向统治集团索取封口费，即停办这份诽谤生事的报纸，以换取进入精英俱乐部的准入证。而我们的主人公也将爬上人生的更高一级台阶。虽然还是
丝，但起码是个出过书的丝。像《傅科摆》的男主角一样，这位老兄和一位同事成了朋友，而该同事也是一个狂热的阴谋论爱好者，自称正在调查一些历史上的重大迷案。其中之一，是墨索里尼1945年并没有被起义者俘获处决，而是被盟军潜送到梵蒂冈，改扮成出家人，再偷渡到阿根廷隐居，以备对抗意共的不时之需。
根据已被披露的资料，北约战后的确有过类似的秘密安排，只是由于媒体人的不断调查揭露，使得其秘密不再成其为秘密。这也是新闻行业存在于世的根本意义所在。问题在于，这个所谓“第四权力”的能量，也会被心怀叵测之辈恶意利用。对此，小说家有他深刻的洞察，即向公众提供本质上毫无价值却又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它们的确是事实，而真相就在这个过程中遭到扭曲。当事实可以经过编辑程序扭曲成谎言，真相只能化身为轻浮的恶搞，而信息消费者期待的，更多是耸人听闻。很大程度上，艾柯多年前的担心并非矫情。《零》多少给你一种《傅科摆》缩写本的印象。或许年迈的作者已经无力耙梳组织繁冗的线索和细节，或许一个过尽千帆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对卖弄博学已经厌倦。对于第一次接触他的读者，这本带有梗概色彩的小品，倒不失为简便的入门指南。
艾柯的写作，非常容易成为文学圈一些聪明人的效模对象。但容易忽略的是，此人首先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的小说中，悖谬而机智的警句和叙述拐点比比皆是，但我相信这些噱头的设计，首先建立在其学术生涯中产生的无数废卡片上。没有这样一层废纸打就的地基，所有摹写只有画虎不成的结局。这种知识型写作也被另一类人视为旁门左道，无助于揭示人生。可那种所谓文学正道的人生描绘至少是不完整的。比如，《傲慢与偏见》宣言般地声称女人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嫁出去。这个说法如果成立，也仅仅是在讽刺的意义上。《安娜·卡列尼娜》同样开宗明义，认为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也许反之才更接近真相吧？抱歉冒犯。(文/李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