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作家网
顾 超：在您读过的书里，哪位作家对您影响最大？
张抗抗：书本上的人对我的影响，是分阶段的。一生中不可能始终只有一个人在指引着你，这就像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交接过去。少年时代我读儿童文 学和童话，童话的意境能为童年的心灵植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主张什么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书，不是很赞成跨年龄段的阅读。如果让一个孩子10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卡 夫卡，他可能一生都会消沉抑郁。这是一个人生的自然成长阶段，当然少数早慧的天才儿童例外。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文革”中，那时候十七八岁，不谙世 事，读得很勉强，我觉得这小说太烦琐了，穿个衣服写一大篇，吃什么东西写好几页，搞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当时的心境与《红楼梦》的意境相距太远。直到 我30岁的时候，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才第二遍读《红楼梦》，那时候才开始看出《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 的奥妙之处。所以说什么年龄段读什么样的书，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阅读应该和人生心智的成长同步。
我上中学时，课堂的语文教学里面有少量的古典文学。我所在的学校(“文革”前)是杭州一中，现在叫杭州高级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鲁迅在那儿教 过书，很多浙江文化名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校史馆里的院士简介有一面墙之多，所以我有幸受到一点点传统文化的熏陶。“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一边是 红卫兵明目张胆地烧书，一边是那些爱书的人在暗中捡书，反差非常之大——也有的人直接把抄没的书抄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个时候除了课堂的语文教学外，我已经 开始接触苏俄文学，去东北下乡时，我还带着自己喜爱的《青年近卫军》。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对我世界观的形成也许有一定影响，我成长过程中的早期教育始终是比 较明朗和阳光的。尽管那是一个压抑沉闷的时代，但是依然还有书本里那种人性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下乡以后，在那种寂寞的环境中，惟有书籍可以给我温暖及 抚慰。然而，当时只有知青偷偷带去的“封资修”书籍，在私下里流传交换，只能有什么读什么。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我读书的经历，叫《阅读的暗流》，讲当年怎么 在回家探亲的时候，想方设法寻找那些不允许公开阅读的书。大致的轨迹，就是从俄罗斯文学逐渐进入了法国文学，是雨果、巴尔扎克那个年代的“古典”法国文 学。然后是霍桑、杰克·伦敦、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学，与英国、德国文学交错阅读。“文革”那十年，很难说哪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那时候的书 很难反复阅读，都是即来即走，读过就要归还，甚至是阅后即焚。但我觉得这段时间的阅读特别重要，在那段时间里，“小资产阶级”的阅读与“假大空”的现实构 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都是令我长久震撼的书，心里由此生出很多疑问，当时自己意识不到它们究竟撬动了我心灵的哪个暗角，但是积累 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曾经潜在的疑问都会重新“反刍”上来。
“文革”结束以后，书籍逐渐解禁，传统的、经典的世界文学令人眼花缭乱。很快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开始进来，一直持续了整个80年代。那 时候我对现代派文学很有兴趣，从法国的加缪、萨特，到乔伊斯、卡夫卡，一直到马尔克斯、略萨等拉美文学都读过，阅读范围很广。到90年代以后，读书进入常 态，好书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当代作家的新作品，所以开始有了选择。
顾 超：那您在写作的早期有没有模仿哪位文学前辈？
张抗抗：模仿是没有的，我从未刻意模仿过哪位作家。但我觉得自己至今都难以摆脱屠格涅夫对我语言风格的影响。早期的阅读对一个作家的“侵蚀性” 是最强的。作品结构、行文句式会不自觉地受到早期阅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作家最初接触了某一类文学，可能会始终不自觉地陷在那种语境里，变成了自己终身 无法去除的胎记和烙印。对于我而言，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发展脉络比较早，而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相对较为薄弱，这种状况或许是好坏参半。好的一面，较少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的影响，比如愚忠、权谋、欺诈、算计……当然，古典文化中好的东西更多。少年时代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第一卷，给了我很大的 想象空间，孙悟空的叛逆精神非常吸引我。但可惜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而杰出的文学着作，我都没能系统地学习。比如《山海经》《诗经》，那么好的东 西，都只是零敲碎打地读了一部分。这是一部分“老三届”在文化结构上的短板，我一直努力在为自己补课，以求得到局部的缺陷修复。
顾 超：写作对您而言，是为了追求或实现某种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吗？
张抗抗：文学作品的价值观，直接渗透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之中(叙述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价值观而独立存在的。我还在上小 学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读《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自然万物与艺术的热爱，其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足够我们享用一生。写作确实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 现，但“个人价值实现”与“功利性追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乡村背景的作家，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就是为了挣稿费吃上饺子，改变自己 的命运。他们不想把自己说得多么清高，一点儿也不装。但是无论他们的写作出发点怎样，在他们的作品中，必定是有价值判断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写出乡村真实苦 难的历史，而不是肤浅地歌颂现实？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并不是以功利性追求，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动力，他们中很多人的价值观仍然是对“社会”有责任心，所以 他们可以成为具有深刻批判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家。我希望作家的个人价值，能够通过作品的社会价值及文学价值而得以体现。
顾 超：一个人刚从贫穷的乡村到城市里，首先要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然后是人的理性，再往后逐渐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或者想要受到承认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这种需求已经脱离了人的物质欲望了，实际上它具有了理想的色彩与品质。能不能这么理解？
张抗抗：是的，写作者的追求应该是不断上升的。一开始可能只是生存的基本需求，但后来在文学的精神世界里，我们会被文学塑造或改造，由个人欲望逐渐上升到精神、由感性进入理性。我们学会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思考。
对于我来讲，在学习写作之初，个人价值实现是一种基本动力。在北大荒连队的时候，生活很单调，每天重复机械的农田劳作，我觉得自己在虚度年华。 只有在阅读中能够得到慰藉，在写作中得到快乐，这种快乐能够让自己克服艰辛与劳累。我会在心里觉得：“哎，我没有浪费时间”、“我今天又有一点新收获”、 “我在成长，我很充实”……这种快感支撑我度过了那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好的“前景”在等待我。其一，“文革”期间所有的作家全都被打倒了，作家这个称呼也被取消 了，代之以“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何等遥远；其二，“文革”中连稿费都被取消了，不可能以写作改善生活；其三，想通过写作改变身份 回城工作，户籍指标、名额哪里来？完全不可能。排除了这些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话，写作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种纯精神的需求。当我逐渐发现自己能够写作，报纸上 开始发表我的短文，文字尽管很幼稚，内容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的生活就有了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 写作的价值主导。后来的几十年，我的写作始终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色彩与品质”。
顾 超：在您读过的书里，哪位作家对您影响最大？
张抗抗：书本上的人对我的影响，是分阶段的。一生中不可能始终只有一个人在指引着你，这就像接力棒一样，一棒一棒交接过去。少年时代我读儿童文 学和童话，童话的意境能为童年的心灵植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主张什么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书，不是很赞成跨年龄段的阅读。如果让一个孩子10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卡 夫卡，他可能一生都会消沉抑郁。这是一个人生的自然成长阶段，当然少数早慧的天才儿童例外。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文革”中，那时候十七八岁，不谙世 事，读得很勉强，我觉得这小说太烦琐了，穿个衣服写一大篇，吃什么东西写好几页，搞得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当时的心境与《红楼梦》的意境相距太远。直到 我30岁的时候，在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才第二遍读《红楼梦》，那时候才开始看出《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心理 的奥妙之处。所以说什么年龄段读什么样的书，这是人生的自然规律，阅读应该和人生心智的成长同步。
我上中学时，课堂的语文教学里面有少量的古典文学。我所在的学校(“文革”前)是杭州一中，现在叫杭州高级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鲁迅在那儿教 过书，很多浙江文化名人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校史馆里的院士简介有一面墙之多，所以我有幸受到一点点传统文化的熏陶。“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一边是 红卫兵明目张胆地烧书，一边是那些爱书的人在暗中捡书，反差非常之大——也有的人直接把抄没的书抄到自己家里去了。那个时候除了课堂的语文教学外，我已经 开始接触苏俄文学，去东北下乡时，我还带着自己喜爱的《青年近卫军》。那种革命英雄主义对我世界观的形成也许有一定影响，我成长过程中的早期教育始终是比 较明朗和阳光的。尽管那是一个压抑沉闷的时代，但是依然还有书本里那种人性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下乡以后，在那种寂寞的环境中，惟有书籍可以给我温暖及 抚慰。然而，当时只有知青偷偷带去的“封资修”书籍，在私下里流传交换，只能有什么读什么。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我读书的经历，叫《阅读的暗流》，讲当年怎么 在回家探亲的时候，想方设法寻找那些不允许公开阅读的书。大致的轨迹，就是从俄罗斯文学逐渐进入了法国文学，是雨果、巴尔扎克那个年代的“古典”法国文 学。然后是霍桑、杰克·伦敦、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的美国文学，与英国、德国文学交错阅读。“文革”那十年，很难说哪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那时候的书 很难反复阅读，都是即来即走，读过就要归还，甚至是阅后即焚。但我觉得这段时间的阅读特别重要，在那段时间里，“小资产阶级”的阅读与“假大空”的现实构 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巴黎圣母院》《九三年》都是令我长久震撼的书，心里由此生出很多疑问，当时自己意识不到它们究竟撬动了我心灵的哪个暗角，但是积累 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曾经潜在的疑问都会重新“反刍”上来。
“文革”结束以后，书籍逐渐解禁，传统的、经典的世界文学令人眼花缭乱。很快先锋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开始进来，一直持续了整个80年代。那 时候我对现代派文学很有兴趣，从法国的加缪、萨特，到乔伊斯、卡夫卡，一直到马尔克斯、略萨等拉美文学都读过，阅读范围很广。到90年代以后，读书进入常 态，好书越来越多，包括中国当代作家的新作品，所以开始有了选择。
顾 超：那您在写作的早期有没有模仿哪位文学前辈？
张抗抗：模仿是没有的，我从未刻意模仿过哪位作家。但我觉得自己至今都难以摆脱屠格涅夫对我语言风格的影响。早期的阅读对一个作家的“侵蚀性” 是最强的。作品结构、行文句式会不自觉地受到早期阅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作家最初接触了某一类文学，可能会始终不自觉地陷在那种语境里，变成了自己终身 无法去除的胎记和烙印。对于我而言，接受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发展脉络比较早，而中国古典文化的底子相对较为薄弱，这种状况或许是好坏参半。好的一面，较少 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糟粕的影响，比如愚忠、权谋、欺诈、算计……当然，古典文化中好的东西更多。少年时代我最喜欢的是《西游记》第一卷，给了我很大的 想象空间，孙悟空的叛逆精神非常吸引我。但可惜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而杰出的文学着作，我都没能系统地学习。比如《山海经》《诗经》，那么好的东 西，都只是零敲碎打地读了一部分。这是一部分“老三届”在文化结构上的短板，我一直努力在为自己补课，以求得到局部的缺陷修复。
顾 超：写作对您而言，是为了追求或实现某种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吗？
张抗抗：文学作品的价值观，直接渗透在文学的表现方式之中(叙述语言、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文学是不可能离开价值观而独立存在的。我还在上小 学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读《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自然万物与艺术的热爱，其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足够我们享用一生。写作确实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 现，但“个人价值实现”与“功利性追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有一些作家，尤其是乡村背景的作家，他们直言不讳地说，写作就是为了挣稿费吃上饺子，改变自己 的命运。他们不想把自己说得多么清高，一点儿也不装。但是无论他们的写作出发点怎样，在他们的作品中，必定是有价值判断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写出乡村真实苦 难的历史，而不是肤浅地歌颂现实？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并不是以功利性追求，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动力，他们中很多人的价值观仍然是对“社会”有责任心，所以 他们可以成为具有深刻批判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作家。我希望作家的个人价值，能够通过作品的社会价值及文学价值而得以体现。
顾 超：一个人刚从贫穷的乡村到城市里，首先要满足自己生存的欲望，然后是人的理性，再往后逐渐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或者想要受到承认的、实现人生价值的需求。这种需求已经脱离了人的物质欲望了，实际上它具有了理想的色彩与品质。能不能这么理解？
张抗抗：是的，写作者的追求应该是不断上升的。一开始可能只是生存的基本需求，但后来在文学的精神世界里，我们会被文学塑造或改造，由个人欲望逐渐上升到精神、由感性进入理性。我们学会用理性的方式去生活去思考。
对于我来讲，在学习写作之初，个人价值实现是一种基本动力。在北大荒连队的时候，生活很单调，每天重复机械的农田劳作，我觉得自己在虚度年华。 只有在阅读中能够得到慰藉，在写作中得到快乐，这种快乐能够让自己克服艰辛与劳累。我会在心里觉得：“哎，我没有浪费时间”、“我今天又有一点新收获”、 “我在成长，我很充实”……这种快感支撑我度过了那个非常艰难的时期。
上世纪70年代，我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美好的“前景”在等待我。其一，“文革”期间所有的作家全都被打倒了，作家这个称呼也被取消 了，代之以“革命文艺工作者”，而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何等遥远；其二，“文革”中连稿费都被取消了，不可能以写作改善生活；其三，想通过写作改变身份 回城工作，户籍指标、名额哪里来？完全不可能。排除了这些直接的功利目的的话，写作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种纯精神的需求。当我逐渐发现自己能够写作，报纸上 开始发表我的短文，文字尽管很幼稚，内容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我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我的生活就有了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 写作的价值主导。后来的几十年，我的写作始终在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色彩与品质”。
[ 编辑： 何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