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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50岁,开启一个作家的黄金时代

2017-01-06 20:05 编辑:何雯
来源:新京报

  女作家迟子建的名字不仅在文学界众口交誉,更是颇受各个年龄层读者的青睐。距离迟子建上一部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已经过去5年,如今我们又等来了她的长篇力作《群山之巅》,这部小说宛如一幅东北小镇的风俗画,讲述了中国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的小镇上,各种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在滚滚红尘中的浮沉。作为东北作家的核心人物,迟子建写了三十多年,一直没有从这片黑土地“走出来”,也从未改变她对东北的书写、对大时代下小人物的书写。
  恰逢迟子建的新书首发式,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独家专访的机会,面对记者,迟子建神采奕奕,浅笑吟吟,头发束成马尾,一身灰色衣裙中点缀着玫瑰红的衣领和袖边。她的着装风格就像她笔下那个“中国北世界”:虽然冰雪纷飞,却总是能在严寒处找到一抹亮色,照亮生活的晦暗。采访中,已过知天命年纪的迟子建表示,希望自己能开始一个属于作家的黄金年代,她的理想写作境界,在遥远的未来。
  谈写作题材
  都市和乡村已经没有严格分野
  新京报:很多读者都说你是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你笔下的中国北方乡村的文学图景让人印象深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长篇小说《晨钟响彻黄昏》开始,你的创作将目光转向了你生活的城市哈尔滨,之后陆续有中篇《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和长篇《白雪乌鸦》等,关注点都在都市题材,如今你的最新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再度将目光转向故乡题材,关注点为什么再度发生了变化?
  迟子建:其实无论是都市题材还是故乡题材,这两条线对我来说始终是齐头并进的。比如说《白雪乌鸦》,这本书是写上世纪初哈尔滨鼠疫大爆发的故事,我看到了那段历史,心有所触,就把它写了出来。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是题材让我心动,我就有创作的欲望。
  其实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就是长期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都会给我带来文学触动。对我来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真正进入文学后,是没有分界的。其实在写《晚安玫瑰》时,《群山之巅》的故事框架已经在我心里有所沉淀,而早在2001年时,我下乡前往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遇见了一位在“文革”时被污蔑为逃兵的老人生活窘迫,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几年前,我又听说一名年轻战士在陪首长的客人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而这个“逃兵”和“英雄”,也唤醒了沉淀的《群山之巅》的小说素材。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习惯于某类固定题材的写作惯性的话,是有害的,你说自己在不同的题材之间经常跟着“心动”来回切换,是不是为了刻意去避免这种惯性?
  迟子建:也不完全是。我的生活状态决定了我的写作状态。我不太同意“让作家深入生活”这种说法,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在生活的状态里,你的写作就会跟着生活而流动,生活和心灵融为一体,这其中如果有更为触动的东西,就会透过写作迸发出来。
  另外,从文学角度上看,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之快,都市和乡村的严格分野已经不复存在,再也不会像上世纪50年代那样,说起赵树理就想起“山药蛋”系列,说起孙犁就一定是乡村的“荷花淀”系列。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写到奉天、哈尔滨,新京(现在的长春),也大篇幅写到乡村,写到民俗。所以,我觉得都市和乡村在文学上没有严格分野。就像国家各种新规的施行,因为在城市有实施的良好土壤,所以比较快,而这些新规到了乡村,施行起来就像一场革命那样令人手足无措,但最终它们还是融入了乡村的生活之中。
  城市化进程,使得我们的乡村正在发生改变。比如我在《群山之巅》里写的那个唐镇长,他为了防止经济开发毁掉整个龙山的环境风貌,最后竟然寄希望于建造一个土地祠,来阻止生态破坏。
  新京报:书里的唐镇长的这个做法确实值得玩味,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建造土地祠并不会阻止龙盏镇发生变革,更无法阻止经济开发带来龙山的环境变样,但你依然在书里铺排了这样一个“困兽之斗”的情节,这是为什么?
  迟子建:建造土地祠的确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唐镇长的内心,就会发现,他对龙山的这片山林的爱无人能比,他生于斯长于斯,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因为他曾经从“精灵”安雪儿身上,感受到神灵的力量,所以他相信有神明存在,建造土地祠来守护家园就有了其合理性。而他这个举动,也实在是苍凉无奈之举了。另外,我也想给安雪儿和单夏安排一个开放的结局,在土地祠里演绎他们的故事,大雪纷飞,神灵在彼,世界是混沌的,又是澄明的,我觉得人物会获得灵魂上的净化和飞升。
  谈女性角色
  展现老中青三代女性群像图
  新京报:安雪儿这个精灵式的女子是整部小说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她本来是有“神性”的,可以预知生死,可是被辛欣来强暴后破了“精灵的真身”,逐渐变得世俗了,甚至到她怀孕并生下儿子毛边以后,她整个人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人间的母亲,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精灵”还俗呢?
  迟子建:安雪儿这个女孩她首先是个肉身,从佛家角度说,即使她真的有来历,落到人间以后,她就是要来受苦受难的,她必须经历人间的幸福与苦痛。从前她不长身体时,即使是个精灵,但她在众生中依然非常孤独,她能洞知世事,但无人能够洞知她。这样一个孤独的精灵在大地之上,内心的凄楚可想而知。被强暴后,她的身体从侏儒的状态开始意外生长,她比照着灶台、树木的枝丫来对照自己的身高,并开始变得特别爱吃东西,这种生长状态对安雪儿来说是充满新奇的,而意外怀孕让安雪儿身上的善良和母性焕发了出来,她本能地融入世俗生活。其实她本来就在世俗之中,只是过去没有人把她当正常人看待,来看她的人都带着目的,像是治病啊,刻墓碑啊等等,这一切都阴气沉沉的,她身上承载着联结死亡通道的负荷,做凡间的“神灵”,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沉重,她其实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而毛边的出生,等于还给安雪儿一个“人间的童年”了。我写她时,虽然让其体验了滚滚红尘中的各种美好,但是夜深人静时,她又会很怀念从前那种具有神性的日子,怀念她能够洞知人世微妙与宇宙秘密的往昔时,心里那种难言的喜悦之情,她仍然在怀想,所以安雪儿这个人物就是一个复杂的人性与神性交织的角色。
  新京报:除了安雪儿,《群山之巅》里还有很多女性角色,像是中老年的单四嫂、王秀满和烟婆,中青年的李素贞、唐眉、陈媛等等,可以说得上是一幅女性群像图了,这些女性有一个共通点:她们的内心都怀有隐秘的伤痛与孤独。塑造这些女性角色时,你是否也比照了自己的内心?
  迟子建:我有一部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它是一部和我个人内心经历联系最紧密的作品,在那部小说里我用第一人称叙述,把自己的伤痛完全打开了,但是其他作品中,我都尽量“跳出来”,所以我才能在《群山之巅》中写老中青三代不同的女性,去体验她们的伤痛,因为我和这些女人在情感上是有共融之处的。
  这么多女性角色,其实我觉得最难写的还不是安雪儿,而是李素贞和唐眉。这两个女性身上的救赎感怎么体现?李素贞常年伺候自己瘫痪的丈夫,却因为在一个风雪之夜里,和情人安平的幽会,无意间铸成了丈夫的死亡。虽然她对丈夫无怨无悔了一辈子,可是这种意外死亡使得她一直良心不安,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善良的中国妇女非常正常的心理反应。当她回家看到丈夫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倒在门边的模样时,她内心所有的愧疚感都爆发了,当她得知法院宣判自己无罪,她从良心上是根本无法忍受的。她一定要上诉,请求为自己量罪。关于这个问题,我还特意咨询过法律专家:被判无罪的人能否上诉?结果还真有这种例子,所以李素贞的个例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法律依据的,她非要上诉请求定罪,当然最后法院还是再次宣告了她的无罪判决,但这让李素贞的良心饱受煎熬,她如何完成这种自我救赎呢?她是殡仪馆的理容师,在火葬场成立时,她给死者做理容时不再收费,以此来偿还那份负罪感。处理这样一个人物,是我写作中的难点。还有唐眉,她陷害了同窗好友,可她最后还是良心未泯,所以才把陈媛带在身边。
  谈小说来源
  故乡的风俗变革激发创作欲望
  新京报:除了人物塑造,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这本书的写作受到了很多社会变革实例的启发,比如死刑执行由枪决变为注射,丧葬制度从土葬变为火葬,这些在风俗和法规上的变化给你的故乡带来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会激发你的创作欲望?
  迟子建:没有变化之前,所有的法规执行在我的故乡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法则。比如说死刑执行,在我小时候,经常会看见上级法院判处某个人死刑后,这个人在被执行枪决前会游街示众。死囚站在敞篷车上,身上五花大绑,脖子挂个牌子,大人和孩子都会去看。这种游行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宣传,震慑那些想要犯罪的人:如果犯罪,结局就是这样。此外,我们还能看见一辆辆车呼啸而过,前往山间的法场,有好奇的人还会跟着去瞧,有的人能听见枪决的声音,还知道怎么给死刑犯收尸等等,这些我从小时候就印象深刻。可是如今改为注射死刑后,就只剩下一张布告,没有了游街,也没有山间的法场,而那些发生在山间法场的故事也就逐渐消亡了,死刑犯被带到执行车上,打一针,一瞬间就毙命了。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死刑犯死得太舒服了,以后是不是罪犯会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让人深思。
  新京报:山间法场的故事正逐渐消失,你是否想借书里的那个法警安平来还原这些故事?
  迟子建:写法警安平前,我对一个老法警做过采访,他对我说,自己曾经枪决过一个刚过十八岁的男孩,这个男孩因为杀了继父而被判死刑,在执行前他有一个请求:让他站着死,尽量别毁容。这个男孩刚说完这句话,这个老法警就说让他把嘴稍稍张开一点。没等男孩的嘴张得很大,老法警就举起枪,子弹从他牙缝中进去,从后脖颈出来,一点没毁容。这个故事让我动容。惩治罪恶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法警却能用自己精准的枪法进行一种人道的处决,令人感佩。但如今随着死刑注射方式的统一化,这种故事会永远消失,我就想把它们写出来。
  新京报:除了死刑方式,还有土葬的消失。书里写到很多老人为了能赶在8月1日火葬实行前死去,就在新年里玩命地大吃大喝,想着最后享福一次,过完年就开始等死,盼着在8月1日前赶紧死去,这种故事情节也是有真实的生活来源的吗?
  迟子建:是这样,从我童年记忆起,在我的故乡,七老八十的人,习惯为自己备下一口棺材,因为他们知道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丧葬改革后,死者必须火葬,这对老人们来说,是一场死亡革命,他们畏惧,抵触情绪很大。那些觉得活够本的老人,盼望着能够带着一具完整的躯壳去地下,所以才有我书中写到的那些情节。当然活过火葬生效日期的老人们,想着终归要被火葬了,也就顺从了,又都想好好活着了,这也是生之洪流,不可能不妥协,也不可能不被裹挟着向前。
  书里我写到了辛开溜这个老头,他是龙盏镇上第一个被实行火葬的老人,这个情节有真实的来源,我姐夫的母亲就是我们小城上第一个实行火葬的老人,她去世前就一直在那儿顽强地呼吸,呼吸到火葬生效的那个凌晨,亲戚朋友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谈创作体会
  真正“动心”的写作摧残身心
  新京报:再和你聊聊《群山之巅》的结构布局吧,这本书有17个章节17个小故事,每个章节都是某个小人物的故事,切开来看大致都能看懂,这17个故事相互勾连成一个大长篇,用倒叙的手法展开,当初构思时,为什么想用这种方式铺排?
  迟子建:这本书的结构我确实是花了心思。对于一部描写当下又关联历史的作品,倒叙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整个故事内容非常丰富,要做足铺垫的话,二十万字是远远不够的。而我用倒叙的方式,就能很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让人物在进行式当中,每个章节都有回溯,互相勾连,历史也带了出来,却又发生在当下,每个故事看似独立,但其实一环扣一环,没有前面故事的勾连,最后一章《土地祠》的故事你是看不懂的。我用倒叙的方式展开这个故事,能让历史呈现出它的自然状态。
  新京报:你的写作虽然是顺畅的,不过在后记里你却说自己写完这些人物,“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迟子建:因为真正动心的写作是非常耗神的。我写那些让我倾注同情和理解的女性角色,我甚至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比如写唐镇长的老婆陈美珍,那样一个曾经在镇上呼风唤雨的女人,家族败落后她还要故作坚强,精心打扮,还要穿得很花哨地招摇过市,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写到这里我真是心痛。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产生“心动”是耗神的,作家固然会感觉幸福,可是当我和这些人物感同身受时,一会儿变成李素贞,一会儿变成陈美珍,一会儿又变成唐眉,还要去真切写出这些人物的不幸时,我必须深切感受这种不幸,才能下笔,否则,这种“不幸”会变成一个作家强行“造”给人物的不幸。为了避免这些生硬的东西,写出真正让读者信服的人物,在写作时我确实感觉到了疲累。
  新京报:除了写作带给你身心的疲累,你还说自己写完这本书,仍然想倾诉,是还有什么未竟的内容没有说完吗?
  迟子建:不是这样,我说自己还想倾诉,其实只是一种告别的感觉。我写这个故事长达两年,两年里我和笔下这些人物共融相处,如今故事结束了,我也该和这些人物告别了,需要和我生活了两年的场所和这些朝夕相处的人物作别了,告别的时候真觉得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但其实对小说来说,已经无言。
  新京报:书的结尾那句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意味深长,那满世界的大雪总是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意境,你有这种感觉吗?
  迟子建:就是一种苍茫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是对这本小说很高的评价啊,过完这个月我就51岁了,一梳头镜子里看见越来越多的白头发茬子,苍凉而伤感,这部作品自然会打上沧桑的烙印了。
  新京报:你已经写作了三十多年,风格也从往昔的纯净忧伤转变成如今的苍凉,但是读者依然从中读出了温暖,只是这种温暖的底色却是冷的,为什么你所有的作品的创作底色都是冷色调呢?
  迟子建:因为我生长在极寒之地啊,一年中有一半是冬天,底色当然是寒冷的(笑),我的天性也偏于忧伤,这和我的生活环境与人生经历都有关。
  谈写作境界
  希望写出更复杂的人性
  新京报: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在将来的写作生涯中,你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在自己的情感维度和精神契合的领域获得突破?
  迟子建: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首先要持有一颗沉静的心,多想写作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不要多想。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心灵,以及他所处的生活,才能给予他写作的养分。我只有在正常的生活当中,而非在面对大众去“讲文学”时,才会快乐。如果频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一个作家肯定就要废掉了,唯有平常生活的点滴,才能给予我愉悦感和写作的灵感火花。我从十九岁左右就开始发表作品,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一种写作上的警醒。写作和人生如同大海一般,潮起潮落。我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求,唯有对艺术孜孜以求。
  新京报:那么你最理想的写作境界是怎样的?
  迟子建:我最理想的写作境界也许还在未来。我1988年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时,写过一篇文章《遥远的境界》,结尾我记得很清楚,“写作就是这样,当你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境界,完成了一个作品,你认为自己已经企及了这个境界,你回过头来看,其实这个境界还非常遥远”。近三十年前说过的话,仍是我现在想说的。我之所以能这么一直不停地写,是因为对自己不满足,不管一个作家多么的有才华,写作永远是遗憾的艺术。我希望未来能写出更复杂的人性,写出“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东西,我期待自己有更广阔的生长空间。我就是靠着这些认知,努力地在精神维度突围。
  很多人对我说《群山之巅》是我最好的长篇,我没说什么。在我心里,《群山之巅》只是我五十岁的一部沉甸甸的作品,蕴含着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思考。《群山之巅》不是对以往作品的总结,而是对未来作品的开启。五十岁不是年龄上的黄金年华了,但它恰是写作的黄金年华,我希望自己刚刚开始这样的黄金时代。(记者 柏琳)

[ 编辑: 何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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