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太炎先生在东京与苏州的授课表，即知道每次招收弟子，太炎先生最先传授的学科便是小学。他答张庸“先生讲何种学”之问说：“中国之小学及历史。此二者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先生当年讲国学，最重视的就是小学。”（姚奠中、刘毓庆《国学对话录》）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想原因只有一个，即老先生非常清楚：小学在研治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陛，若不很好地掌握它，今后便难以成就一番事业。他曾说：“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读二徐《说文》七十余过”（章念驰《论章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可见所下功夫之深。章门弟子后来多能承老师治学的优良传统，不仅学有本源，业有专攻，且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规定了一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考察一下，这恐怕跟他们具有坚实的小学根柢不无关系。我们知道，清代乾嘉学派主要分皖派与吴派，而皖派的成就要比吴派大。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王引之等有清一代的大学者，皆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什么能出那么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诚如范文澜所言，“皖派与吴派不同，他们从音韵小学人手”；而吴派则主要是把前人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说明和发挥”。老先生所以一生崇皖派而抑吴派，此盖其原因之一。太炎先生“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由于重视“立身”与“小学”的教育，章门才能涌现出那么多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有成就的学者。当然，太炎先生指导学生治学，主张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强调实事求是，反对望气而知。这同样是老先生在育才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不容忽视之因素。而这种既有开拓精神又抱严谨态度的优良学风，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胸襟
最后，再说太炎先生的胸襟。老先生晚年常说：“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而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先生自己解释道：“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次耕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竞能出现一代大师戴震。”（汤炳正《忆太炎先生》）这真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光辉论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力之先生也说：“章先生的学术气派，并世无俦，他常鼓励弟子‘自成一家’。”这确为至论。如奉天法古、陈陈相因，不敢越雷池一步，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墨守师法或家法，我认为那不是尊师而是损师。重视师承，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是章门弟子的一大特点，而另一大特点则是转相启发，在学术上各有创造性的成就，甚至在某个方面有开拓性的发展。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太炎先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先生则析为二十八部。“（黄侃）对章先生有过具体的批评。如他对章先生的《文始》中有不少问题，他不同意，曾对学生说，《文始》中十分之四可以商榷。对《新方言》亦有不同意见。”（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再说汤炳正，他对学术界视为定论的章先生“娘日二纽古归泥纽”说，也不同意。他认为“古有泥纽，亦有日纽，泥日二纽多转为娘纽”。章先生在《文始·略例癸》中说：“形声既定，字有常声，独体象形，或有逾律。”他则认为汉字这种现象，不是“逾律”而是“规律”，并撰了《（说文）歧读考源》一文以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中说：“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而他则认为：“先民之初，语言与文字应皆为直接表达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者。并非文字出现之初即为语言之符号，根据语言而创造。”但这些不同，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尊师爱师之深情。《黄侃日记》里将章炳麟之名写成“章火舜”，以避师讳，何等恭敬。近翻《石语》，发现钱锺书手稿影印本中的“陈衍石遗说”，“衍”字就写成缺笔。这是过去老派学人的风范。汤炳正终生最感念的人无疑还是章太炎先生。我们仅从称呼上也可感受这一点，他从来都是尊称本师为“太炎先生”的，包括1949年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写的大量自传性交代材料。
总之，正如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力之先生所说：“太炎先生是如何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学生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非常值得我们下气力去探讨。”
